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先生一生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他不仅爱中国的锦绣山河，也爱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这从目前所发现的他的三枚中国名章可见一斑。

　　斯诺于1928年首次来到中国，1932年底与海伦·斯诺结婚后从上海移居北平，一面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一面跟随一位中国老先生学习中文，并且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施樂”。（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p144）

   对于斯诺这段在北平学习中文的经历，曾经当面采访过海伦·斯诺并与海伦有过许多书信往来的人民日报老记者白夜这样写道：“1933年，斯诺来到燕京大学，一边任教，一边做记者。他努力学习中文，会说适度流利的口语，在一个国家里采访，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怎么行呢？他甚至在生活中也模仿中国人。一天，他到前门大街亿昌图章店，请人刻了一枚隶体汉文图章。‘施樂’二字，赫赫朱红，也够古色古香的了。”（白夜：做斯诺式的记者，《新闻战线》，1979年1期） 

    斯诺对自己这个繁体字的“施樂”名字非常钟爱，不仅印在自己的名片上，而且在写给许多友人的信的末尾，都喜欢签上这个写起来并不容易的“施樂”二字。

    目前，以上这枚铜质“施樂”印章由国家博物馆（原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是海伦·斯诺1972年首次访问新中国时赠送给我国的。（见海伦·斯诺：《重返中国》，中国发展出版社，p9；《文物：革命文物特刊》，1974年1期）同时，她还赠送了斯诺保存的用苏维埃铜币制作的手串。这些苏维埃铜币，是斯诺1936年夏访问陕甘宁边区时，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赠送给他的。

    1982年，为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了一个“斯诺在中国”展览，展出了这枚铜质“施樂”印章，我当时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员，参与了这个展览的筹备，并且协助中央电视台将这枚“施樂”印章摄入《斯诺在中国》纪录片中。

　　今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设立了一个“国际友人与中国抗战”专题展，特别展出了斯诺这枚印章。

　　斯诺的第二枚中国印章，由斯诺后来的夫人洛伊斯·斯诺赠送给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现陈列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校区图书馆的斯诺阅览室里。这枚牙骨汉字印章用了“史樂”两个字，也是隶体。

   2018年10月，我到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参加一个由中美双方举办的斯诺研讨会，在校区斯诺图书馆惊喜地看到了这枚“史樂”印章，当场拍摄了照片，并恳请图书馆馆长博尼女士（Bonnie Postlethwaite）用红色印泥印制一个实图给我，她答应稍后一定办好。我们离开图书馆后，她打开玻璃橱柜，找到在美国并不多见的红色印泥，在一个折页上盖了章，并在夜色中匆匆赶到当晚一个欢迎宴会上，把一个盖有“史樂”红色印章的折页交给了我。

　　相对于“史樂”，斯诺更喜欢用“施樂”来做为自己的中国名字，这可以从他多次用“施樂”二字的签名看出来。根据我的收集，目前找到多处“施樂”签名，其中有1936年5月斯诺在给鲁迅一张名片上的签名；1942年他在赠给浦爱德（Ida Pruitt，“美国援助中国工合委员会”中国代表）自己的新著《为亚洲而战》（The Battle for Asia）一书上的签名；1958年5月25日他写给爱泼斯坦的信、1959年1月27日写给路易·艾黎信上的“施樂”签名。日后，我计划以“斯诺原本名‘施樂’”为题专门写一篇文章。

　　斯诺的第三枚中国印章，是海伦·斯诺在1982年11月4日写给我的一张便条上钤印的，这一枚印章，用的是“施樂”二字的篆字。海伦·斯诺在写给安危先生的信中也有这枚印章的钤印。目前，这枚印章还不知在何处，也有可能保存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杨百翰大学海伦·斯诺资料收藏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海伦·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Nym Wales）将这一枚“施樂”篆体阴文印章，与自己笔名的汉字“寧謨”（尼姆Nym的谐音）篆体阳文印章，同时用在自己特制信笺的抬头上，这一方面说明了海伦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喜爱，也说明了她对埃德加·斯诺的怀念之情，把她与斯诺的关系，既看作是曾经的夫妻，也看作是并肩工作的搭档。

　 印章虽小，但它们承载着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却是巨大的。2023年，斯诺的这三枚中国印章也被收录入丁晓平著《世界是这样知道毛泽东的》一书中。希望通过这几枚斯诺和海伦的中国印章，能让我们更进一步感受到那渐行渐远的历史，更加触摸到斯诺与海伦这对中国人民忠实朋友的中国情结和人生脉络。

    2022年2月15日是埃德加·斯诺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寄托对斯诺先生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本文写于2022年2月，经节选刊载于人民政协报、文化艺术报、报刊文摘，并由陕西斯诺研究中心公众号推送，现加以增补更新，存于“刘力群文存”。本文作者简介，请见本公众号“《刘力群文存》草拟目录”一文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