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重要信件选编（一）：斯诺致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
斯诺1937年2月6日写给当时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的信，是一封重要的历史资料，对我们了解斯诺1936年夏的中国西北之行有很大的帮助。这封信曾由裘克安先生翻译，以“斯诺陕北之行的自述”为题刊登于1979年第6期《新闻战线》杂志，现配英文原稿图转载，以推动对斯诺的深入研究。
本公众号拟陆续选编一些斯诺的重要信件，近期计划推出的有：1937年2月4日斯诺写给国民党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李迪俊的信，以及1928-1930年间斯诺早期来华后写给父母亲的两封信。
亲爱的约翰逊先生：
谢谢你亲切的来信。我深切感谢你对《活的中国》（Living China,刘力群注）的评语。我编这本书，不是因为我感到自己有资格这样做(我显然不够格，这从结果可以看出，而对这个结果我很不满意),而是因为看来没有旁的人来做这件事。这样一本书可以提供必要的背景，使西方人能对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获得起码的了解。
你很清楚，我不是中国问题学者。我对中国的兴趣，像我在该书的引言中所说，最初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产生的。这种兴趣是逐渐浓厚起来的，由于我曾努力试图理解我看到周围发生的许多难以理解的事，而且曾同《活的中国》一书所收的一些作家结识，窥视到他们生活中的悲剧和勇气。我特别想到了鲁迅，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优秀者之一。
在编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知道了许多事—在某些方面可能知道得太多了，以致当局不再对我讲客气了。这样一些事，你如果追究得很深，就不能不产生同情心，而对于一个外国记者来说，对一个国家及其人民产生感情，可能是走向灾难的开始。
至于你提到的，南京对我最近的一些文章的不满，我要遗憾地对你说，这个消息从其他方面也得到了证实。(这种情况的不时发生，使我考虑过孤注一掷地改行搞文学，可是一种着魔似的强烈向往又把我拉回到一个政治记者的风波生活中来。)事实上我方才接到李迪俊先生(国民党外交部情报司司长。译者注，下同。)的一封信。他对我关于西北局势和共产党的一些报道表示异议，并说要是再发出像他听说的这种电讯(没有具体指明),可能导致政府方面采取“措施”。这里附去我给他的复信的抄本。
鉴于一年前我同李先生的争论，以及当时你给我的忠告，你自然会对这方面的情况发生兴趣。当然，真正使李先生感到不安的，是我关于共产党地区的那些文章，我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刊登的毛泽东采访记和我发表的那些照片。我关于西北局势的那些报道是容易辩护的。从南京的观点看，可能应该作为例外的是十二月十三日我的第一篇电讯稿，其中包括了我最近访问西北收集到的相当多的背景材料，有些材料连李先生以前大概也不知道——但我认为南京对此也无从抱怨，因为那篇电讯稿约有三分之二已经被检查官删掉了。
关于我的西北之行，我要略为向你作些说明，首先，去年我和南京之间发生麻烦时，我没想到会作这一次的旅行。一九三四年，我的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现属兰登书屋)提议同我签一项合同，预付稿费七百五十美元，让我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在一时乐观主义情绪的支配下，我接受了这个提议。但是几个月之后，我开始认识到，连一名“红色”士兵都没见过，要写这样一木书是不可能的，我想放弃整个计划，因为看不到有访问共区的可能性；虽然我已经收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从未亲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写的。我所代表的英国报纸(《每日先驱报》)对这个题材也极感兴趣，它在一九三五年建议资助我作一次旅行，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这个建议我也放弃了。
然而到去年(一九三六年)五月底，我得到了关于张学良和红军之间达成停战的一些好消息，听说有可能进人陕北的红色地区了。那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被封锁了九年的世界性头号新闻。这彻底唤醒了我作为记者的本能欲望。我不知道现代新闻史上曾有过这样难得的机会。当时我正在写另一本书，已经接近完成，舍不得放下。《每日先驱报》刚建议和我订一个合同，预付五百元美金，让我写一本中国游记，这将是容易写的。但是到红色区域旅行的机会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可能以后不再出现。我把这事告诉了《每日先驱报》,编辑部复信热烈支持，而且“北美报纸联盟”也表示要这个报道。
尽管这样，我还是作了相当的考虑，才在六月去西安的。我觉得，即使得以进人苏区，能否出得来，却没有完全的把握。我早巳不再相信官方发表的关于共产党的总的宣传，因为它根本说不通。谁能相信，只对抢劫和杀人有兴趣的一些土匪，能够对抗南京的全部军队达十年之久?一定有一种强有力的因素支持了他们。但却有可能，死亡会粗暴地打断我对此进行的调查。后来幸而证明，这种担心是很可笑的(共产党向我保证，他们将随时欢迎能够通过封锁线的任何新闻记者，我相信他们说话是算数的),但在我出发的时候，在我脑际蒙绕的却只有十年来宣传的恐怖故事。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如果我能够活着出来，而且报道一些对共产党有利的事，我至少要得罪南京，在最坏的情况下，还会被骂做领取卢布的人、无孔不人的共产国际的特务、宣传员等等。
不过，我还是认为，这次采访的机会太重要了，不能错过。如果有危险，我至少可以拿一点来进行自慰，这就是许许多多中国人已经为这个运动牺牲了性命，为了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冒险也是值得的。
我决心不就我写什么或不写什么做任何约定(如果我进入共区的话),也从没有约法三章。没有人要我这样做，这一点使我相当惊奇 (开初还有些怀疑)。没有人告诉我，我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没有人查看我的笔记。他们让我自由地拍摄我所选择的任何镜头。在收集材料、安排采访等方面，我得到了一切可能的合作。他们的确对我进行了一些宣传，但远不如我在非“匪区”所惯于领教的多，为此我很感激，在这方面，我并不自命有什么超凡的本领，经验使我能够辨别真伪，不论我个人的同情在哪一方面，我仍旧是一个密苏里人。（I am from Missouri,美国谚语，即“眼见为实”。美国密苏里州也称之为Show Me State. 刘力群注）
对于共产党人，我有许多批评的意见，他们的许多政策我不赞成。他们同莫斯科的关系 (特别是最近那些大规模处死以来)使我感到有点不对头。而且当然我也打算写到这些事情，不论南京方面决定把我怎么样。但是关于共产党人我也有一些好话要讲，而且我打算把这些写出来。在与共产党人相处四个月之后，我深深相信，弄清楚与南京方面打了十年的这些人是些什么样的人，不可能对中国或者中央政府有什么损害。相反，揭示一些真相还可能会加速长期争论的某种友好解决。
我认识到，我这样做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使南京方面感到不满，而且国际上对这些材料的浓厚兴趣，大概会使它特别恼火。《每日先驱报》已开始刊登我的一系列文章，配以大篇幅的照片和有关的社论。《先驱报》这样做是不寻常的，它是英国工党的机关报，销路超过二百万份，发表什么东西是要向工党负责的；而且你当然知道，它是既强烈反对法西斯，也强烈反共的。我想，现在《纽约太阳报》和“北美报纸联盟”也已经开始发表我的这一系列文章了，而《太阳报》是纽约最保守的报纸。为了说明美国对这个题材的极大兴趣，我可以指出，《生活画报》和《时代周刊》花一千美元买了我拍得最好的七十五张照片，这几乎是中国照片的创纪录的价格。(这也令人惊奇，因为我是这样蹩脚的摄影师，而《生活》和《时代》的老板卢斯是强烈支持委员长，从不对共产党浪费一点好感的。)还有几家杂志提出紧急请求，要我写稿，以及其他提议，我都没有接受。所有这些并不增添我可以夸耀的事，但足以证实我想得对，这次旅行是很值得进行的，全世界理所当然地对这个题材感兴趣，也说明这件事做对了。
李先生恐怕不会这样看法。大概也难以使他相信，我无意利用收集到的材料来“攻击”南京，我对这样做根本不感兴趣。我特别无意于“攻击”政府里的任何个人—虽然我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这样做，如果我想这样做的话。我不想，也从没想这样做。我当然认为，我作为一个美国记者，有权报道我所发现的事实真相—正如一个中国驻美记者有权这样做一样。对我来说，我只是想描写我所亲眼目睹的事，并且解释红军这个现象，这就够了。我感到，做了这个工作，能够提供一些十分需要的历史资料。我并不是最适合做这件事的人，可是客观情况赋予了我这个任务，我决意来试一下。
（Edgar Snow to Nelson T.Johnson, Feb.6, 1937,Nelson T.Johnso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复印件第二页缺失，待查找补遗。）
你大概已经看到载有我对北京协和教会男教友聚会所作讲话的《大美晚报》。我本来不想发表这篇讲话，但是兰徳尔（Randall）来信说，他已经答应对苏州教会的一个聚会讲讲关于共产党的情况，问我是不是能够帮他一下。我寄去了这篇稿子和一些相片，告诉他如果愿意的话，利用其中的一部分，没有预料他会全部利用。稿子准备得很匆忙，原不想包括那个结论，只是提供所要求的材料。引言里也已说明，这个材料是“按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叙述的—但是这个修饰短语，大概是被忽视了。
我想知道你听到了什么关于我的议论。请原谅这封信写得太长，不过我想，你是乐于知道这些背景的。
佩格(Peg，斯诺前妻海伦)和我一起向约翰逊夫人和你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希望你们在南京的新居生活愉快。
你的诚挚的，
埃德加·斯诺(签名)
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于北平盔甲厂十三号
（裘克安译）
译者的话：近蒙友人董鼎山君的协助，从美国国会图书馆获得了埃德加·斯诺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给当时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的一封信的影印件。这份材料相当珍贵。现全文译出如下。在这封信里，斯诺讲了他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冒险去陕北解放区的背景以及他同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从中可以看出，斯诺作为一位记者，注重事实和坚持真理的勇气和谦虚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