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于1937年2月4日给国民党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李迪俊写了一封信，两天后抄送给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斯诺重要信件选编（一）：斯诺致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斯诺写给李迪俊和约翰逊的信均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约翰逊档案中（Nelson T. Johnson Pagers, Library of Congress）。这两封信可以说是姊妹篇，构成斯诺陕北之行的完整自述，都是研究斯诺的重要史料。如果说斯诺给约翰逊的信是在解释（explanation）他的陕北之行，那么他给李迪俊的信，则是在对各种谣言和异议进行辩驳（argument）。此信我曾于1987年初译出，以“斯诺陕北之行的自述”（续）刊登于1987年第5期《新闻战线》杂志，现配英文原稿图片，存于“刘力群文存”公众号，并分享给有关学者、专家和对此有兴趣的读者。

南京 

外交部 

情报司司长李迪俊 

亲爱的李先生： 

        我没有及时回复您最近的来信，是为了等待英国《每日先驱报》给我寄来该报登载的我对西安形势所作的报道，对于这些报道，您是不同意的。现在，我已收到该报寄来的所有这些报道，并且也检查了一遍，看看其中是否含有能支持您所论证的关于我热衷于“宣传”的证据。 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宣传”这个词可以有许多意思。但是按照我的理解，我所写的新闻报道并不能说成是“宣传”。比如说，我的报道并没有说西安政府的宪兵司令被反叛者用钉子钉在城门上，并没有说张学良索要1000万镑的赎金以释放蒋介石总司令，并没有说共产党已“全面控制了陕西”，并没有说西安府已升起红军的旗帜，并没有说何应钦将军曾秘密策划在蒋介石死后篡夺大权，并没有说张少帅在他最近一次访欧期间曾与苏俄达成秘密协定，并没有说张少帅将在南京被处决，并没有说美国和英国已设法使蒋介石总司令得到释放——以及其他许多虚构的事实。我想，当您看到关于以上虚构事实的报道，并且又突出地被标明是来自于路透社、中央社、美联社等一些负责任的通讯社时，您一定是很恼火的。 

   （《新闻战线》杂志1987年第5期，斯诺陕北之行的自述-续）      

        有鉴于此，我必须说，我是不同意新闻检查部门对我发出的电讯所施加的删改的，事实证明我写的报道是正确的。比如说，我对全面压制西安府示威群众提出的“八项建议”是否明智，曾提出过质疑（特别是从南京政府所持的观点来看）。我也确信，如果新闻界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说像少帅张学良这样的高级官员（十年来他对政府的效忠是有案可查而毫无疑问的），突然逮捕总裁，仅仅是出于个人恩怨或是为了得到现钞——我们都很清楚，这与事实并不相符——那是不会帮助中国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威望的。然而我也承认，政府在处理目前危机时是有困难的，有必要按照政府的观点进行新闻检查。我也期待新闻检查的状况在正常情况下将有所改进。 

        让我再回过来谈一下我在伦敦《每日先驱报》上发表的文章。我再次申明，我不能同意被指责为在搞“宣传”。对于这点，您大概是根据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太阳报》刊载的评论文章的态度来判断的，这两张报纸当然不是反南京政府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同情中国西北（指陕甘宁边区—译注）提出的要求的。而这种态度也是其他一些报刊所持有的，如人们所知的《纽约时报》。对于我为其撰稿的报纸的编辑方针，我当然是不能左右的。对于您所涉及的伦敦《每日先驱报》，我愿提醒您，它拥有200万读者，是英国工党的机关报，并且，它在北平的记者（指“特约记者”斯诺本人—译注），他的意见和对事件的解释是微不足道的。该报对于目前局势所持有的任何态度，都只能反映英国工党的意见和政策，以及该报读者的意见。 

        最近，我偶然得到一份南京政府其他部门下发的简报，据此我推测，我写的关于红军的文章已引起了一些人的怨恨。通过对各种情况的分析，我想这一点是必不可免的。然而，我可以指出的是，如果我真有兴趣为某人“作宣传”，我完全可以利用丰富的材料来达到“抨击的目的”。但是对于这些材料，我可以告诉您，无论您将来对我采取何种态度，我都是不打算利用的。我还可以指出，在我之前，没有任何人曾做过这样的旅行（指斯诺首次去西北苏区采访——译注），而我根据这次旅行所作的报道，自然会与先前许多完全是根据二手材料而得出的结论相违背的（我担心它们通常是不确切的）。我把在西北旅行所发现的真实情况公布于世，无论对于中国或是中央政府，都是没有害处的。相反，它们或许能帮助改进中央政权与它的反对派之间的相互了解，在为友好解决相互间长期争端准备一个前提方面，最终起一点微小的作用。 据我所知，我写的报道已被一些相同性质的通讯社详加转载，如路透社、美联社等。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我的报道并不侧重引用官方公布的材料，这一点也是我想向您提及的。 从超出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本身的任务来说，我相信，这样一种对争端的和平解决，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能为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有效的中国奠定基础。 

        对于中国西北（指陕甘宁边区—译注）的状况，我试图通过我的电讯，描绘出一个清晰而合情理的图景，而不仅仅是一个概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不依靠个人的想象力，而是依靠我从可信赖的人们那里或我自己的观察中所获得的事实。正如您所知道的，我最近到中国西北旅行了4个月，以便完成一些出版商交给我的写作任务。在这次旅行中，我会见了西北军、东北军以及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并与他们进行了交谈。我所作的报道均以我通过调查而获得的事实为基础。我可以证实并使您满意的是，我所作的报道绝没有像本信第二段提到的那种虚构的货色。我写的报道是以我本人的调查或一些情报为坚实基础的，对这些情报，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是确凿无误的，而且我想大多数情报现在看起来也确实是正确的。 此外，我写这些报道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通过公布这些事实（正如我对这些事实所了解到的），不仅对全世界有益，而且对中国本身也有益。这些事实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由于目前局势所造成的一些困境，并有助于创造一种和平解决这些困境的气氛。 请允许我再向您提及一点，我作为一名“特约记者”，我的责任就是对新闻事件作出解释，并且提供一般通讯社所没有提供的事实材料。

        我要向您肯定这一点，我没有兴趣为任何人、任何金钱做像您示意的那种含有贬义的“宣传”，而且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所信守的是，作为一名美国新闻记者，我有权（正如一名在美国的中国新闻记者也有权一样）公布我所发现的真情实况。而从我过去与您就“自由的报刊”这个问题所作的交谈来看，我肯定您也是不会否认这种权利的。 

   （斯诺给李迪俊信的英文稿。Nelson T. Johnson Pagers, Library of Congress）     

        您给我的信中最后一段曾提到一些意见，在您对这些意见采取最后措施前，我很想有机会与您以及张群先生（时任国民党外交部长—译注）进行一次个人间的谈话，因为我认为，对于目前的整个形势（甚至对于西北地区），可以从许多角度来分析，而您对整个形势或许并不十分了解。这样的分析或许能消释您对于我的新闻报道是否真实的疑虑。在您按照如您信中提到的一些程序办事之前，我很高兴能与您就我的电讯稿或我写的其他任何东西的要点进行一次彻底而坦率的讨论。 我近期打算去一趟南京和上海——希望能赶上报道国民党的全会（指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译注）。如果您在信中提到的意见须在全会前办理，希望您提出有关建议，对此，我将非常感激。 

致以衷心的祝愿。 

埃德加·斯诺 

北平盔甲厂13号 

1937年2月4日

 (刘力群译)

        《新闻战线》杂志原编者按：本刊曾在1979第7期以“斯诺陕北之行自述”为题，刊登过斯诺1937年2月6日写给当时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先生的一封信。在那封信中，斯诺提到他从陕北回来后，收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李迪俊先生给他的一封信。他就此给李回了一信，阐述了自己去陕北采访红军的动机，并将复信抄本作为附件，一并寄给了约翰逊。 最近，中国三S研究会刘力群同志从美国纪念斯诺基金会资料中心，发现了斯诺1937年2月4日写给李迪俊的回信。这封信与斯诺写给约翰逊大使的信在许多方面相互印证，可以说是姊妹篇，不失为研究斯诺的一份珍贵资料。现在，本刊特请刘力群同志将此信译出，并以“斯诺陕北之行自述”（续）为题发表。 在斯诺先生不朽之作《西行漫记》出版50周年纪念之际（《西行漫记》英文版于1937年10月首次在英国出版），希望这份资料对广大读者进一步探究斯诺访问陕北的动机会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