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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埃德加·斯诺晚年的悔恨”
2021-03-27 23:12:35   来源: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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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埃德加·斯诺晚年的悔恨”

   最近,网上流传一篇没有署名的题为“埃德加·斯诺晚年的悔恨”的文章,该文以美国密西根州奥克兰大学历史学教授伯纳德·托马斯1996年出版的一本斯诺传记《冒险的岁月》为依据,声称作者“根据斯诺40多年的日记整理成书”,最终道出“斯诺晚年的悔恨”。文中提到:“埃德加·斯诺因为写了那本震撼世界的著作《西行漫记》,斯诺这个名字注定要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没有1970-1971年的中国之行,斯诺也许就没有晚年的悔恨。”“这次大陆之行使斯诺深受刺激,他觉得毛泽东有可鄙可厌的一面,对于当年写《红星照耀中国》颇感歉意。”

我与托马斯教授于1985年4月在美国堪萨斯第二届斯诺国际研讨会上认识,后来,就他写作斯诺传记有过许多通信来往。托马斯教授于1988年和夫人一起参加了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西行漫记》发表50周年学术讨论会”,其后,我协助他在北京进行了许多采访和资料查询。托马斯教授曾于1947-1948年在北京研究汉语和中国文化。作为一名学者,他主要从事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同时也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进行东亚研究。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

我查阅了托马斯的《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Seasons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by Bernard Thomas, 中文版1999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一些段落讲叙了斯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解、困惑、甚至烦恼,但是,并没有查到斯诺“觉得毛泽东有可鄙可厌的一面”的段落,也并没有斯诺“对于当年写作《红星照耀中国》颇感歉意”的段落,或者说所谓的“悔恨”。

应该说,《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是斯诺作为一个记者引以自豪的纪实新闻报道作品,已成为中外新闻写作的一个公认的经典。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于1960、1964-1965、1970-1971年三次来中国访问,1971年2月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回到居住的瑞士以后,是否对当年写作《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感到“歉意”或“后悔”,可以从1971年8月他再次修订、扩充、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找到答案。1971年8月,也就是在他去世前的半年,他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做了他此生的最后一次修订和补充(1944、1968年做过两次修订),书的封面,就直接采用了他1936年秋在陕西保安(今“志丹”县)拍摄的那张著名的毛泽东头戴红军帽的照片。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写作《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无怨无悔,对于此书首次披露毛泽东生平和讲述红军长征所感到的自豪,以及对他自己拍摄了那张著名的照片所拥有的一份得意。

斯诺作为一个职业记者和作家,一生为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而工作,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对中国老一辈革命家抱有敬意。1972年2月15日,就在由他参与推动而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启程前往中国的前三天,斯诺在瑞士去世。他在生命最后时刻口授了一封给周恩来的信,对中国医疗小组远赴瑞士悉心照料他表示由衷的感激,称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为“亲爱的朋友”。在他生命弥留之际,当黄华、马海德来到他的床边时,他激动且诙谐地说,“看,我们三个老赤匪又在一起了!”反映了他深深的“红军情结”、“陕北情结”和“中国情结”。

斯诺在他的一份“遗嘱”中写道:“请将我火化,让人把我的部分骨灰送到北京,并告诉他们,我热爱中国,我希望,在我死后,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在世时一直希望的那样。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哈得逊河畔,河水将由此流入大西洋,流到欧洲,流到人类所居住的一切地方,我感到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个地方的善良的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

斯诺去世后,他的一部分骨灰于1973年10月19日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实现了他要与中国人民在一起,特别是与中国青年一代在一起的愿望。斯诺希望他死后,年轻一代能继续读他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他的遗愿。可以告慰斯诺先生的是,今天的中国读者,表现了对《红星照耀中国》的高度阅读热情,新版《红星照耀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董乐山译本)一书自2016年6月出版至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销售三百多万册。

   另外,网上除了流传“埃德加·斯诺晚年的悔恨”外,还流传说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前夫人是海伦·斯诺)晚年对斯诺写作《红星照耀中国》表示道歉,更有甚者,说她称《红星照耀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希望中国人民对此原谅。究竟是否有此事,需要核实和查对。从“文责自负”的角度上来看,洛伊斯·惠勒并不是《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作者,也没有像海伦·斯诺那样直接参与过《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写作(虽然洛伊斯协助过斯诺写作《大河彼岸》、《漫长的革命》,斯诺去世后也编辑过《斯诺眼中的中国》图册),她为此道歉,并没有法理上的依据。即便如此,也谈不上是“埃德加·斯诺晚年的悔恨”。

最后,我想用1971年8月由斯诺最后修订、1972年登记版权的《红星照耀中国》(Pelican edition, 鹈鹕版)一书的“出版者说明”,来回答所谓“埃德加·斯诺晚年的悔恨”一说:“《红星照耀中国》从它的人性化、可读性、权威性来说,已经成为一部纪实报道的经典。埃德加·斯诺在最初版本的基础上,增补了对毛泽东的后续采访,增补了书中提到的那些已成为中国领导人的传记史料,并基于最后所获得的大量资料增加了引证来源、历史年表、书目提要和深度注解。拉铁摩尔(著名历史学家)对此在《卫报》上评论说:这个版本,对于中国的青年一代,正如对于已经过去的老一辈人来说,永远是一本必读之书。”

《红星照耀中国》是斯诺作为职业记者交给世人的一部“责任之作”,一部经典之作,因此可以说是他的自豪和骄傲。他晚年对于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有赞扬和肯定,也有不解和疑惑,甚至有痛苦和愤怒(例如外事接待上的大吃大喝),但是,直至目前我目及所至,还找不到哪里有他的“悔恨”。那些对“埃德加·斯诺晚年的悔恨”有兴趣继续探究者,建议看看托马斯写的斯诺传记《冒险的岁月》,并看看斯诺最后的遗作《漫长的革命》,以及他用生命最后的精力第三次修订的《红星照耀中国》(可参阅1972年英国鹈鹕版的中文版,1992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8年5月26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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