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欧通信》 周恩来
从《旅欧通信》看周恩来的新闻思想
张仕东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周恩来赴欧洲勤工俭学，行前约定为天津《益世报》撰稿。这批稿件后被称为《旅欧通信》，这是周恩来新闻活动的重要一环，也是其新闻通讯写作的代表性时期。
《旅欧通信》约有作品５０多篇，２５万多字。作品分别冠以《旅欧通信》、《伦敦通信》、《西欧通信》、《巴黎通信》、《欧洲通信》等５大篇目发表。其中以《西欧通信》冠名最多，约２６篇。文章一般两周寄回一次，发表时被拆开连载。文章署名有周恩来、恩来、周翔、翔宇等４个笔名，而以“恩来”为最多。
周恩来在欧洲约呆４年，但写《通信》只是１９２１年２月到１９２２年３月，即最初的一年多时间内。这一点，以往研究者都说是“旅欧期间所写”，或是说“旅欧三年间所写”，这是不对或是不具体的。原因有二：一是《通信》中稿件所列的时间都是最初一年；二是周恩来在１９４６年接受《纽约时报》当时驻南京记者李勃曼采访时曾说，“在去法之前，我已和国内报纸订合同，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１９２２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说，“１９２３年去德国……”加之他对德国的报道极少，表明他只是在１９２１到１９２２年间在英法的时候写《通信》。
《通信》反映出周恩来的一些新闻观。
一、关于新闻写作文风。《通讯》反应了周恩来驾驭文字的能力，也反应了他的写作风格。《通信》少文饰，少说教，少抒情，而平实、通脱、流畅。我们看他写《朱启钤来法之使命》一节。
“朱启钤之来法也，声势煊赫，随从极盛，人第以其代徐世昌接收巴黎大学学位，传达国情，固未遑虑其有他；逮取学位之事既毕复以其余暇西往英而南游意，呈递国书，宣扬北京政府之德意，以为此亦国际间之代表例有为也，亦未遑虑其有他；方朱之来，适当勤工俭学生呼救无门之时，朱慨然捐巨款以供维持，……仍未遑虑其别有作用；不意帝制罪魁，其心性终与人殊，其受学位，浸游西欧，均表面学也，此长期滞留中，盖别有使命，使命维何，即交通系所惯为之秘密借款。”
这段行文是《通信》中较有“文采”的，我们可看出它也只是运用排比、递进和转折的修辞手法而已，没有辞藻的渲染。“朴实无文”，即平实直叙不修饰，可谓周恩来的新闻文风特色。
二、关于新闻的选题。文章的选材较丰富，重点在两方面，一是对国际政治、经济近况的报道分析，一是对与中国有关的学生运动及外交借款等事件的反映。一战之后的欧洲现状，英法协约国有关德国赔款问题，华盛顿会议与四国协定等“世界时事新闻”都有涉及，这对当时的国人来说是颇为及时和重要的。另外，旅欧华人与英国工人这些中下层人民生活状况备受关注，所占篇幅巨大。这种选题反映出周恩来在新闻写作上既强调新近重要时事又注重人民大众生活，还追求新闻接近性与中国有关，而对“奇闻异事”之类的社会新闻不感兴趣。
三、注重新闻时效。文章虽经月余才在国内见报，但这是当时交通条件所限。就《通信》本身来说，注意到“及时”二字。文章多是按时间顺序叙述的，从十多天或是几天前写起，直到当前。如《英国矿工之罢工风潮续志》说，“吾上次通信述英国煤矿工人罢工之事实，至四月十二日止，今又一周矣，”然后开始由“十二日晚”写起、十三日、十四日……一直写到落笔的“二十一日早”之前一天“二十日”。《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再志》结束语则有“继起者将为财政统计结果之讨论，已定于今日下午开议……”，将事件写到了眼前。
四、讲究真实。《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有一编前按说：“朱氏在法是否有此进行，留学生及海外侨胞，见闻较切，当尽非捕风捉影之谈，兹将本馆旅欧通信员六月三十日，关于此事之记载，披露于左。”这是《益世报》对他真实态度的一种肯定。《中法借款之又一黑幕》云：“兹从各方面探得新消息数则，为前函所未及者，录之告国人……”这是他注重亲身采访力求真实的佐证。而《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中，“且记者因求学异地，于此事纯立客观地位，据实直书，或能免去一切囿于局部观念，是较身历其境者，减去偏见不少。”则是他的新闻真实观的直白。
五、追求详尽，肯定通讯的重要。他在《德国赔款问题已决裂》一文中认为“以寥寥数十字之电文，终不易洞悉真相，且现象一日千变，简单之消息，每易前后矛盾，缺少有系统之排列，及有调理之叙述，故长篇之通讯，终不可以少也。”（出处：中华新闻报）
周恩来不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具有丰富新闻实践经验的国家领导人。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从报刊活动开始的,或者说是同报刊活动分不开的。1920年11月7日,22岁的周恩来怀着学习马克思主义,寻找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宏愿,远涉重洋,赴欧勤工俭学。旅欧时期,他主要通过《益世报》、《少年》和《赤光》等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黑暗与野蛮,以推动中国革命运动向前发展。一、利用天津《益世报》报刊阵地,向国人报道欧洲社会现状,初步形成了共产主义信念至欧洲后,周恩来没有像其他赴法的中国学生一样进入法国工厂做工,而是以记者身份考察欧洲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应天津《益世报》的邀请,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海外通信。他从英国、法国寄回了大量通讯报道,连续在《益世报》上发表了56篇通讯,这批稿件后来被通称为《旅欧通信》,共25万多字。文章署名有周恩来、恩来、周翔、翔宇等4个笔名,而以“恩来”为最多。
【摘要】：正 一九七七年初,我们怀着无限崇敬和思念之情,在开展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活动之际,根据有关线索,翻阅了二十年代的旧报刊,从天津《益世报》中发现周恩来同志旅欧时期撰写的旅欧通信五十四篇,近二十四万字。这一发现真使我们感到莫大的欢欣和鼓舞。其后,在有关单位的支持帮助下,我们又发现了发表于天津《益世报》的通讯一篇,发表于当时的内部刊物《觉邮》和《少年》的文章、通信各五篇。以上总共六十五篇,约二十五万字。这是截至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周恩来同志在旅欧期间所发表的全部文章
周恩来是觉悟社的灵魂，而邓颖超是觉悟社的小妹妹。邓颖超对长自己六岁的周恩来十分尊敬，觉得周恩来精明干练，知识渊博，斗争经验丰富，真不愧是老大哥。而周恩来对于聪明能干的邓颖超也十分关照，把她当作小妹妹。然而在那时，两人之间只有纯洁的**情谊，而没有私人的感情色彩。
周恩来那时宣称抱独身主义，他认为，只有独身主义，了无牵挂，才可以一心从事**，从事救国，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中国。因此，尽管他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有不少女孩子对他暗生情愫，但都被周恩来的独身主义挡退了。
邓颖超当时只有十五岁，年纪很小，根本没有考虑个人问题。加上当时觉悟社的二十多个成员相约，从事学生运动期间不谈恋爱，不结婚，免得分心，邓颖超自然恪守约定。何况，深受妇女解放运动影响的邓颖超，一心要独立，一心要自由，根本不会把自己的一生托付于某个男子，依靠于某个男子。
当然，确实有人对邓颖超产生爱慕之情，而性格刚烈的郭隆真闻之则一拍桌子，大声道：“谁要纠缠我们小妹，我决不答应！” 在郭大姐的威势下，一些男青年望而却步。
到了欧洲，周恩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待个人问题也不再持极端态度，在此同时，大约是在1921年，邓颖超对婚姻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看法，认为男女都应该结婚，但应冲破封建桎梏，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应找一个志同道合、条件相适的人。
周恩来和觉悟社社员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和邓颖超自然也不例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的来信越来越频繁，总计达250多封。在两人探讨“中华崛起”之路时，周恩来逐渐发现邓颖超正是他要寻找的人生伴侣，于是毅然向邓颖超表达了爱慕之情，时间大约是1923年春天。
1923年春天，邓颖超在天津达仁女校小楼上她的宿舍里和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峙山夫妇商量建立一个研究妇女问题的组织。正在这时，马千里的女儿、六岁的马翠官蹦蹦跳跳地进来了，手里扬着一封信。
邓颖超接过信，一看那熟悉的字体，便知道这是周恩来的信。
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印着油画的明信片。明信片上，芳草萋萋，鲜花怒放，三个披着金发的美丽女郎迎风奔跑，散发出青春的活力。翻到背面，是周恩来的字：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打破一向的束缚！
勇敢地奔啊奔！”
邓颖超一时迷惑不解，周恩来寄这张明信片究竟是什么意思？
李峙山和谌小岑拿过了明信片，看完之后，李峙山笑了。
“喔呀小超，你还不明白，这是翔宇在向你表示啊！”谌小岑、李峙山夫妇走后，邓颖超默默地看着明信片，沉浸在回忆之中。
邓颖超明白了，这是周恩来在催她表态啊，希望她抛弃顾虑，“打破一向的束缚”，接受周恩来的感情。
在1922年秋天，身负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重托的李维汉，回国时也来看过她，告诉了周恩来在欧洲的情况，还捎来了周恩来的信。临走时，李维汉笑嘻嘻地说： “我常听恩来谈起你在五四运动中，斗争非常勇敢，而且坚韧不拔。他对你的印象很深很深啊。这次，是让我当一回传书的红娘吧。”
邓颖超不由得脸红了。
邓颖超心中有点乱。她知道周恩来在法国有一位共同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女友，是一位美丽的姑娘，她一直以为他俩会好起来。现在周恩来为什么对她这样表白呢？
沉思了一会，邓颖超理清了头绪，写了回信。信中首先征求他对邓、李、谌要建立一个进步的妇女组织的意见。末了才提到收到了明信片，并含蓄地问：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周恩来的回信热烈直接，他表示十分赞同他们的计划，而后倾诉了对邓颖超热烈真挚的感情。
周恩来说，到欧洲后，他认识到**与恋爱与婚姻并非对立。马克思和燕妮，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是理想的**伴侣。在他身边，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畅都已经恋爱结婚，都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周恩来还坦率地说，他身边是有一位比较接近的姑娘，但他觉得她性格脆弱，经受不了**的考验，不适合作为**伴侣。而小超你勇敢坚强，这正是**伴侣所需具有的品质...
看了周恩来的回信，邓颖超思绪万千。她被周恩来真挚的感情、坦诚的态度、热烈的追求打动了。霎那间，纯洁的友谊顿时升华为热烈的爱情。
周恩来旅欧与海外国共合作
上世纪20年代初，当国内的国共两党还在具体筹划联合事宜时，远在欧洲大陆的国共两党已率先实现了组织合作，成为领导旅欧华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力量。海外能够早于国内率先实现国共合作的创举，与周恩来卓越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国共两党携手法兰西，不仅为中共日后创立统一战线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宝贵经验，而且还培养造就了一批国共两党的重要干部，为推动国内第一次国共合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酝酿联合战线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认识到改良主义救不了中国。他们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先后前往欧洲大陆勤工俭学，寻找救国之路。周恩来于1920年12月13日乘坐法国波尔多号邮船抵达马赛，开始了长达3年半的留学生涯。
1921年2月，根据国内中共发起组的意见，决定在法国巴黎成立中共组织。这时，在法国的中共党员有5人，他们是：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刘清扬、陈公培。同年10月间，赵世炎、周恩来邀请部分旅欧勤工俭学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团体，在巴黎共同商讨组建起“少年中国共产党”。会后，张申府、周恩来、刘伯坚、李维汉分别赴德国、比利时、荷兰建立和发展“少共”组织，赵世炎则在法国负责联络。1922年5月，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发展人员已达到40名左右，遂于6月3日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个小广场，召开了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党章、党纲，选举了组织机构。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
随后，中共巴黎组织（此组织性质是团组织）又根据国内党团组织的指示，于1922年冬，将参加“少共”的中共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1924年以前未公开），由张申府任书记。同时，中共旅欧支部将“少共”中符合党员条件的人转为正式党员。为了同国内党团组织在名称上保持一致，根据中共中央和团中央来信指示，1923年2月27日，“少共”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将“少共”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在这次临时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书记。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建立后，欧洲大陆的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这就使欧洲大陆华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1922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会议明确做出了与国民党组织联合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当时的少年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遵照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指示，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中。
此时，国民党总部也认识到，欧洲大陆云集着大批的华人和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是一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1922年8月，国民党总部派王京歧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法国筹备组建国民党旅欧支部。周恩来受国内中共中央委托，与王京歧取得了联系，在竭力帮助他开展组建工作的同时，还在9月出版的《少年》刊物上特别撰文指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以完成民主战争、建立真面目的民主政治，推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的附产物——本国军阀，建立独立的共和国为目的。
通过周恩来一段时间卓有成效的工作，少年中国共产党于11月下旬，与国民党总部代表王京歧正式建立起了联系，双方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初步确定了由少年中国共产党协助国民党在巴黎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虽然这只是双方试探性的接触，但少年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和坦诚的态度都给王京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批青年人十分看重，在给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党务部的信中写道：“如能将这批青年掌握手中，可成为本党中坚，造就一番事业。”
1923年3月10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旅欧共青团总支部在巴黎举行会议，着重研究旅欧共青团总支部成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王京歧对此次会议非常重视，特派代表出席。虽然在会上绝大多数党团员表示同意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党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但也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与共产党的性质完全不同，搞联合战线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因此反对搞联合战线。还有的人认为搞联合战线可以，但两党必须平行，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会议最后以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以及党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案。会议还确定了由旅欧共青团总支部派代表去里昂与国民党总部代表王京歧进一步商谈组成联合战线和旅欧共青团总支部成员加入国民党的一些重要事宜。
会后，周恩来专门就此事致信王京歧，详述了对建立联合战线的看法，以及对改组国民党后的一些要求和今后所承担的任务。王京歧对旅欧共青团总支部的举动十分满意，他在给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长孙竟等人的信中写道：“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员80多名，其组织完善，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前月10号特派代表赴巴黎参与他们的常年大会，他们大部分意见欲加盟本党，或与本党携手合作。”
6月16日，周恩来亲自率领旅欧共青团总支部代表去里昂与王京歧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双方代表经过坦诚交谈，最后达成协议，旅欧共青团总支部所属80余人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由周恩来、尹宽、林蔚3位代表首先加入国民党，以表诚意。
王京歧对会谈的结果十分高兴，第二天便向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党务部报告说：“昨天开会结果很好，旅欧少年团80余人极端赞成本党宗旨，一概加盟本党。”8月上旬，王京歧回国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党务部报告工作，多次强调了周恩来等3人率先加盟本党，以表诚意，并向孙中山请求委任在巴黎的周恩来、尹宽为国民党分部筹备员，负责在欧洲的党部组织工作。
筹建国民党旅欧支部
里昂会谈结束后，为适应国共合作发展的需要，周恩来从具体情况出发，制定出了帮助国民党改组的三项工作原则：一、着力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在欧华人中具有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工作，培养一批中坚骨干分子。旅欧共青团总支部根据周恩来制定的三项工作原则，接受了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的委托，开始着手筹备组建国民党欧洲支部。这样，在国内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之前，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已率先拉开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序幕，开创了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欧洲支部在里昂召开成立大会。会上，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中有5人当选为国民党欧洲支部领导成员，其中，周恩来任国民党欧洲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即秘书长），李富春任宣传主任，这标志着旅欧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成立。会议还规定了国民党欧洲支部执行部部长王京歧回国期间，其职务由周恩来代理。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欧洲支部的整个工作实际上由周恩来负责。
国民党欧洲支部成立不久，周恩来又以筹备领导人的身份，加紧组建国民党巴黎区分部（即巴黎通讯社）。1924年1月17日，巴黎通讯社正式宣告成立，聂荣臻任社长。在巴黎通讯社成立之初，拥有成员30多人，随后不久便发展到了180多人。在周恩来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欧洲支部得以从法国迅速地扩及德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国，并相继在这些国家里成立了国民党支部，朱德担任了国民党德国支部的组织主任。
然而，在欧洲大陆实现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很多旅欧华人对国共两党合作不甚理解，认为：国民党信仰三民主义，共产党则信仰共产主义，而统一战线又采取在国民党党内合作的形式来进行，在两党之间可能会存在矛盾冲突以及是谁在领导谁等问题。这时，旅欧华人中的国家主义派也跳出来，故意歪曲国共两党合作的内容和目的，恶毒攻击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是“混合物”，是“半个共产主义者”，其行动“实在是滑稽可笑”。这些国家主义派的目的是想破坏新建立起来的革命统一战线，以孤立打击共产党。
国家主义派是旅欧华人中的一股反动势力，其代表人物为曾琦、李璜。他们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公然否认中国社会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极力鼓吹“国家至上”论，反对“世界革命”。并胡说什么“中国目前之大患，不在列强之压迫，军阀之专横，议员之无耻。而在多数国民无国家之自觉心”，所以，只要培养每个人“对国家的自觉心”，“中国就能强盛起来”。1923年12月，为了与共产主义力量相抗衡，曾琦、李璜等人在巴黎成立了国家主义派的政党——中国青年党，出版了机关刊物《先声周报》，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马列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他们处心积虑地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对旅法华人的团结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为了向广大旅欧华人正确地解释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同时更是为了反击国家主义派的猖狂进攻，中共旅欧党团组织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从理论上加以批驳。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机关刊物《赤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驳国家主义派的谬论。针对国家主义派鼓吹的“国家至上”论，《赤光》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革命只有依靠工农商学革命群众的广泛团结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而绝不是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至上”和“培养对国家的自觉心”及“被剥削者剥削者的善意相向”所能奏效的。针对他们破坏旅法华人的团结和革命统一战线，“反对中国国民党收容共产党”的反动言行，周恩来在《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共产党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不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这一做法是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坚持共产主义指导思想的结果。因为，中国的实际问题，物质条件必定需要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各派分子的合作。而且加入国民党的并不是共产党乃共产主义者。共产党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在反帝反封建上目标一致，号令集中，指导自如，易于破敌，这正是共产党真心干国民革命的表现。周恩来的这些义正词严的反驳，既戳穿了国家主义派的险恶用心，同时又宣传了我党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广泛地争取了旅法华人的支持和理解。
二是面对面进行斗争。在国家主义派十分猖獗之时，周恩来经常组织党团员于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到巴黎近郊的大学区和工厂区、华工区，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集中的小咖啡馆里进行演说，揭露国家主义派的真面目。有时，周恩来还参加国家主义派召开的会议，当面与曾琦、李璜对辩，驳斥他们，他的演说经常赢得听众的不绝掌声，使国家主义派十分尴尬，无地自容。
到了1924年底，国家主义派在旅法华人团体中已陷入孤立境地。在这一年召开的旅法各团体代表大会上，只有3个团体支持他们，而其他30多个团体都转向了中共旅欧党团组织这一边。特别是当1925年6月，旅法华人举行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时，青年党人何鲁之竟出卖灵魂，向法国警察告密，致使20多名共产党和国民党人被捕，国家主义派堕落成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走狗。从此，国家主义派更加声名狼藉，遭到旅法华人唾弃。
改造国民党 携手奋进
统一战线建立后，为改造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的革命性，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针对国民党党务不振、纪律涣散的状况，着重指出：“一些国民党员，虽然登记党籍，但都不负责任，此类人实占我党最大多数。不唯普通党员具有这一弊病，即使……党内知名人士也是如此。用着党时，自称老同志，不用时则专会反对党的会议，甚至跟着别人做落井下石之举，实为可悲，不能不承认党存在着隐患。”
也正因为如此，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在实现国共合作之时，就考虑到国民党的历史及其成分复杂等原因，注意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工作方法，并特别要求国民党：一、今后在政治活动上，应该永远不和任何军阀、任何帝国主义合作；二、国民党从前全力于军事行动，是很失计于国民运动的，今后宜努力向民众做政治宣传，特别是不宜忽略了一支可靠的劳动力量；三、国民党在国际间活动，宜时时注意与弱小民族的联系，对劳农国的苏联，更宜特与接近。这些要求对改造在欧洲的国民党，起了很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屡屡告诫每个共产党员，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开展民主革命的时候，必须牢牢记住：“自己的本目的乃是共产共有，分配共管，无阶级、无国、无家、无政府的共产社会；更不忘记为一种行动与终极目的不同党派结成统一前敌时，必须保持住自己组织的独立，必须得机即把自己的终极目的向大众标示”！周恩来还进一步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既要遵循共同革命纲领，积极从事国民革命工作，又要坚持无产阶级原则立场，不能抛弃共产主义信仰，而忘了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同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以周恩来这些明确的思想做指导，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始终保持了党在政治思想上的领导权，同时，又把民主革命的各项工作坚定不移地推向前进。
在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努力工作下，欧洲大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不但形成较早，工作上也十分有成效。随着国民党组织的迅速扩大，1924年6月，国民党旅欧支部改为旅欧总支部，统辖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国民党支部，成为欧洲大陆国民党统一机关。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携手奋进，不仅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增强了旅欧华人的团结，更使得旅欧华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
1923年夏天，当时旅法各团体所形成的联合会，由于受到国家主义者从内部的破坏，而一度处于分裂状态，各团体之间相互猜疑、指责，不利于旅法华人的团结。1924年6月7日，为统一旅法华人各团体的奋斗目标，消除误解，增强团结，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和国民党旅欧总支部联合召集旅法华人各团体会议，议定了以“打倒军阀、抵抗列强”为联合会的宗旨，戳穿了国家主义派妄图阻挠国民革命运动的阴谋，使旅法华人各团体明确了今后的奋斗目标。
1925年6月，当“五卅惨案”的噩耗传到欧洲，旅法华人极为愤慨，立即响应国内的斗争。6月3日，中共旅欧组织和国民党旅欧总支部联合发出通告，召开旅法华人大会，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声援中国工人、学生、商人的正义反抗斗争。
6月7日晚，中共旅欧组织与国民党旅欧总支部等28个团体召开联席会议，组成了“旅法华人声援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决定于6月14日下午举行示威游行，向欧洲帝国主义示威抗议。然而，6月14日中午，当800多名旅法华人在巴黎格勒乃街会场集合，准备举行示威游行时，竟遭到了法国武装警察的蛮横禁止，并逮捕了散发传单的9人。为了表示中国人民的愤慨和觉醒，揭露帝国主义对“五卅”事件性质的欺骗宣传，国共两党负责人再次商量决定，示威一定要举行，但变更方式，改为在中国驻法公使馆门前示威。
6月21日下午，2000多名爱国华人在国共两党党员的率领下，冲破了法国武装警察的阻挠，在中国驻法公使馆门前举行了示威抗议，并历数了公使陈箓的七大罪状，向他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对上海方面去电支持工人、学生、商人，对此运动应坚持到底；二、对法报界及欧洲应发宣言，说明此运动非排外，实英日等国所造成；三、对英日等国应严重抗议，并对法政府请愿，撤去在华军舰，及在巴黎华人有集会结社出版示威之自由权。陈箓在愤怒华人的压力下，被迫当即签字认可。这次声援国内的“五卅”运动，不仅使法国政府禁止旅法华人示威抗议的企图遭到失败，中华民族的尊严得以维护，中国人民的革命正气得到伸张，更体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性，并把旅欧华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