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以来，儒、释、道中蕴涵的科学内容和真理性质得不到发扬，负面影响却成了文化主流，深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其特点是：
1、专制文化异常发达。禁锢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以其“君臣父子”的道德准则极力推崇君主专制和家长制。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影响巨大的著作，铺天盖地的介绍着专制文化案例，向人们传授专制政治的方式和专制体制下争权夺利的生存技巧。社会关系中，几千年来百姓习惯于将自己交付给强人，政治上唯命是从，世俗生活中任由统治者和家族首领摆布，经济活动、婚丧嫁取均很少自主权。甚至连日常生活中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蓄什么发、穿什么衣、住什么房、用什么家具等等生活细节均有自上而下的统一规定。在社会经济上，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无需农民谋取政治权利，人们安于在自己的土地上生老病死，其他都交给强人去办。而专制政治迫使人们投靠各级当权者的人际关系方式，必然伴生恶性社会关系，使社会生存之要素本末倒置。在专制体制下，通过“关系”谋取私人利益往往比实际创造财富的活动更有效，这使人际关系的文化重于科学和技术。阿谀奉承、网罗亲信、权钱交易等编织人际关系所需的性格和技巧成为生存生活之首要。此即古代中国没有象民主气氛浓厚的古希腊那样形成科学的分类发展，而只有人文科学家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至古典文明末期的明朝，介绍为人处世技巧的理论书藉依然不断地被撰写出来， 《莱根谭》、《郁离子》、《醉古堂》等著作至今仍有影响并指导生活。但它们的反面是加强了反社会文化的技术和行为准则。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描述一九二二年之前的中国社会时写到：“当政者往往视金钱与权力为自身与国家的根本，而置文化问题于不顾。”“画家穷困而死，收藏家则收购他们的遗作，却自夸为慈善之举。” 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的每一个汗毛孔中都散发着专制文化的气息，是彻头彻尾的专制文化人。如果当时突然取消社会管理体系，让中国人自建社会组织，你会看到北京的皇宫里又住进了新的专制帝王。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及其建立的政权，多次演习了这个规律，可谓本性难改。无独有偶，俄国十月革命前，斯托雷平政府推行私有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力图使俄国与西方先进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达成一致。但俄国农民长期习惯于生活在沙皇时代的传统公社中，市场经济打破了习惯的安稳和舒适，“他们有一种‘宁可全部土地归沙皇，只不要归地主的观念。” 一九一七年二月，心怀不满的俄国军人们——这帮“穿军装的农民”——发动起义，推翻了刚刚起步的市场经济和它的政府。这就是旧文化的力量。
2、“儒释道”的负面极力推崇消极保守的生活态度，造化中国人严重保守的性格。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崇尚古代道德，提倡师古人、敬鬼神，反对创新。中庸之道对于革新即是保守。深深影响中国人思想的佛教，要求人们清心寡欲，教人满足于现状，忍受艰难困苦。其轮回转世论说被从负面解释，就是视文化存在为既定不变的不断循环。道家则消极之至，要人一味服从自然，清静无为，认为“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提倡“小国寡民”、“人至老死、不相往来。” 罗素在二十世纪初来中国后发现“进步和效率，中国人除了受过西方教育的以外都不以为然。”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即阿瑟•史密斯）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对中国人的保守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众所周知，中国的工匠极不愿采用新式的方法，但最保守的恐怕还要算以下这几个砖窑里的工头们了。他们被雇请为外国人烧砖，砖窑里的一切财产均属于外国人而非他们自己所有。由于有条件造出一种比当地流行的砖更大一些的方砖，外国人便吩咐他们按新规矩来做。其实，烧这些方砖所需的仅仅是准备一个特定尺寸的木匣子作为模子。结果，当外国人要用这种方砖，发现砖却未烧出来，于是便召集几个接受吩咐的工头来询问，让他们解释一下缘由。谁知这些工头公然声称拒绝作出这样的变革，并振振有词的说：‘天底下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模子。’” 真是保守到了可笑的地步。
3、专制文化又使中国人形成了严重的奴隶个性。人们唯命是从，不敢超越陈规，不要创新，鄙视创造。人格千遍一律，个性严重不足。明恩溥描述外国人对十九世纪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随处可见的中国人，毫无什么个性可言，成群的中国人看起来，与草窝里整窝的蜜蜂，地面上的成堆蚂蚁，空中飞舞的黑压压的虫子简直就没有什么两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