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报告文学代表作介绍之一。

《松川裁判》

一九四九年，美日反动派为了镇压日本工人运动和民主力量，继七月五日、七月十五日的下山、三鹰两事件之后，又于八月十七日阴谋罗织了举世震惊的松川事件，使一些日共党员和工会会员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日本政府得以强制实行了达百万人的空前大裁减。在后来围绕松川冤案进行的斗争中，日本著名老作家广津和郎以报告文学为武器，为被告们无罪释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广津和郎关于松川事件的一系列报告文学作品，是日本当代报告文学中值得骄傲的财富，也是日本报告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松川事件的经过

一九四九年六月，日本吉田内阁根据占领军的指示，制定了裁减公职人员的《定员法》。接着，报纸和广播就开始不断地报道全国各地连续发生的，在铁轨上放置石头、木材、打碎信号机等妨碍列车正常运行的事故，并把这些都说成是左翼思想的犯罪。
七月四日，政府公布了按照定员法进行国营铁路大裁减的第一批名单。三万七千名铁路工人被开除。第二天，正在与铁路总工会进行谈判的铁路总裁下山定则突然失踪。第三天（七月六日）早上，便在铁路上发现了他被轧烂的尸体。报纸和广播对此立即大加宣传，使人心为之一震，这就是有名的下山事件。
下山的尸体被解剖之后，法医界出现了自杀和他杀两种判断。这本一时难下定论，但报纸和广播却把它和国铁裁员联系起来，多次暗示国铁总工会、共产党甚至北朝鲜都与此事有关，弄得人心惶惶，使总工会的罢工受到挫折，第一次大量裁减在几乎无抵抗的情况下得以顺利进行。
七月十三日公布了开除六万名工人的第二次裁减名单。十五日夜间，三鹰电车总站的电车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突然开出，致使六人死亡，十三人负重伤，站前的警察所也被撞坏。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警察受伤。因为事件发生时，他们竟全都不在现场。第二天，吉田首相不等现场调查结束便发表了“裁减工人带来的社会不安定，主要是共产主义者的煽动造成的”，“共产党把恐怖行为作为常用手段，使民众陷于不安之中”的声明。广播报纸借此大肆进行反共宣传，使刚要兴起的第二次反裁减运动再次受挫，这便是三鹰事件。
但是，由于下山事件、三鹰事件的影响而在反对第一次、第二次大裁减斗争中受到巨大挫折的国铁总工会，很快就又恢复了活动。其中，以福岛分工会的斗争最为果敢、坚决。就在这时，从福岛站发出的412次客车于八月十七日凌晨三点零九分突然在松川附近因一段铁轨被人移走而翻车，造成了震动世界的松川事件。
第二天，吉田内阁发表讲话，指责工会和共产党是这一连串事件的罪魁祸首。在宣传工具的大肆鼓噪下，二十多名工人遭到逮捕和起诉。其中有五人被判死刑，五人被判无期徒刑，其他十人被判处三至十五年徒刑。
松川事件不仅对刚刚抬头的反裁减斗争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同时也为政府和私人企业陆续开除百万工人扫清了障碍。国营铁路总工会的领导权从此被亲政府的势力所掌握。不到一年以后，国营铁路在朝鲜战场中为日本成为美军侵朝基地起了重要作用。

《松川裁判》的诞生

日本著名作家、评论家、艺术院会员广津和郎（1891-1968），是著名作家广津柳郎的儿子。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尾崎红叶、永井荷风、中村吉蔵等老一辈文学艺术家的熏陶。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他曾翻译过契可夫、莫泊桑的作品，并和葛西善藏、谷崎精二、相马泰三等人创办了同人刊物《奇迹》。毕业后，他在东京每日新闻社当过记者，半年后辞职，并将这一段生活体验写成小说《神经病时代》（1917），从此走上文坛。一九四九年松川事件发生时，他已五十八岁，是当时日本有名望的老作家之一。一开始，他和一些群众一样，不仅相信了报纸、广播的宣传和政府声明，而且对国铁总工会和共产党的“犯罪行为”感到不满。
然而第二次审判开始以后，老作家却以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了问题。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六日的第一次审判，判决全体被告有罪，其中死刑、无期徒刑各五名，被告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上诉。不久，开始了漫长的第二次审判。因当局和新闻界的宣传而遭到世人白眼的被告家属们组成了“松川事件被告家族会”，一些同情者和进步律师也开始了救援活动。一九五一年被告们的控诉文章《墙壁内的事实》送到广津和郎手里。他读过以后，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后来说：“在他们的文章中，感觉不到丝毫的虚伪或谎言，他们的控诉，会不会是真的？”以后，他遇到了自己的好友宇野浩二，后者也与他有同感。此后两人常在一起交换关于松川事件的看法。广津还将报刊上有关松川事件的材料找来详细地加以研究。一九五三年春天，广津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一篇谈松川事件感想的短文，并将稿费寄往仙台拘留所资助被告们。后来，他又在《改造》五月号上发表了《审判长，拿出勇气来》的文章。同年五月，广津和宇野浩二专程前往仙台法院，傍听了对报告们的审讯，并和一部分犯人及他们的辩护律师进行了谈话，第二天，他们又在辩护律师的陪同下前往松川事件现场进行考察，并会见了一些证人，七月四日两人再次傍听公审。之后，广津和宇野分别写了《诉说真情》、《事件不可思议的故事》，发表在十月号的《中央公论》和《文艺春秋》上。
为了促使审判公开进行，广津和郎又联合志贺直哉、川端康成、武者小路实笃、宇野浩二、尾崎士郎等八名文艺界元老，给松川事件审判长写了公开信，明确表示对原判正确性的怀疑，并要求第二审公正判决。这一公开信发表在十一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十月廿七日，在新闻会和出版团体的三千人大会上，广津和郎作了讲演。（这是他此后为松川事件被告所作的达一百数十回讲演活动的开始。）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廿二日，第二审判决公布，判决四人死刑，两人无期徒刑，十一人三至十五年徒刑，和第一审一样，松川事件仍被判作是工会成员的密谋协同犯罪。
第二审有罪判决之后，舆论界对敢于和他们唱反调的广津、宇野二人立刻大加攻击，特别是抓住广津的“在他们的文章中感觉不到丝毫的虚伪和谎言”这句话大作文章，说：“看，文人的头脑便是如此单纯而且天真”，“审判是法官们的事，连基本常识都不懂的书生说出那种不着边际的外行话来，岂不叫人笑掉大牙！”似这样揶揄嘲笑的报道在当时各种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广津、宇野二人一时成了报界讽刺挖苦的主要对象，有的报纸甚至专为此发表了社论。
对此，广津保持了高度的冷静。
他在家乡的旅馆中静静地听完了广播里的第二审判决书。当记者请他发表感想时，他说：“暂时无可奉告，我是相信审判长的，所以，要好好读一读他们的判决书再作回答。”
从那以后的整整三个月，广津埋头对冗长的判决书和大量繁杂的审判记录进行研究，他整日“伏身于小桌前，将双脚垂在没有火的和式地炉中。有时接连三、四天，饭都叫人送到桌边吃。累了就原地躺下休息一会，以致后来脚部受风，很厉害地发作了起来，然而他依然带病坚持工作下去。”
这时，救援运动的斗争也陷入了低潮。“被告家属会”等救援组织成立后，曾立即在国内开展了通信运动，广泛进行宣传。他们还给斯大林、毛泽东写了信，要求世界进步力量的支持。第一审判决后不到十天中国红十字会主席宋庆龄就给被告寄来了激励的信件。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还发出了照会，抗议福岛地方法院的不公正判决。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还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释放无辜的被告。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中国的《工人日报》以全版的篇幅刊载了关于松川判决的报道和抗议文章。《人民日报》十月十一日也为此发表了社论。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二日，中国铁路工会向松川被告救援会捐赠了一万七千元港币（合96万日元）。以后中国数次捐赠的款项共达五百万日元。
然而，这些初期的救援活动，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却远没有得到像来自中国这样广泛有力的支持。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统治阶级的高压政策和反动宣传，使“被告们陷于沉沉的黑雾之中”（广津和郎：《松川事件之裁判》1964年岩波书店），另一方面，被告们的控诉信和救援活动的宣传“虽然充满了激愤之情”，却没有拿出“有说服力的事实和周密的分析”，“这是没有获得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信任的主要原因。”（《松川十五年》）
特别是第二审仍旧判决被告有罪以后，给狱中的慰问、鼓励信从临宣判前的每日六十多封，一下子降到每日仅有数封。救援组织由于缺乏经费，只好到处借款。在仙台救援事务所担任常务的高桥被告的妻子，连生活费都发生了困难。由于经费的缺乏，正在需要向全国进行宣传的时刻，“松川通信”也被迫停刊，辩护律师团的活动也陷入极大的困难之中。
就在这时，广津和郎带病写出的长篇报告文学于一九五四年四月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从此不间断地持续了整整四年半。在连载当中，筑摩书房分别于1955年6月、1956年5月、1958年10月，将其题为《松川裁判》、《松川裁判之二》、《松川裁判之三》汇集出版。共达七十多万字。这些作品，以仗义执言及嫉恶如仇的强烈感情，以对事件现场、被告、证人的亲身调查，以对判决书和大量审判记录的周密分析，用大量事实，明确指出了审判的前后矛盾和警察、检察、司法三方面的罪恶勾结，《松川裁判》不仅揭穿了广播、报纸对群众的愚弄宣传，为松川被告赢得了广大的同情者，同时也在法律上为被告的辩护者们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和清晰的线索。
《松川裁判》的政治倾向
广津和郎报告文学产生的时代，正是美日反动派对日本民主势力进行镇压，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封锁、侵略的时代。日本的上空，黑云密布，曾经对日本战后民主革命起过推动作用的报纸和广播成了煽动反共思潮、愚弄人民大众、为反动派镇压工人运动推波助澜的先锋，被标榜为日本国家的支柱，国民生活安逸的依靠、资本主义法制社会的象征的警察和法庭，成了直接制造冤案、迫害进步群众的罪魁祸首。在这样时代的危机之中，广津和郎这样有威望有能力的老作家敢于挺身而出，以报告文学为武器，作到了当时一些民主力量作不到或不便作的事情，这本身，就具有进步意义。尽管广津曾多次申明“触及政治问题，并不是我文章的目的。”“我只是要在多次被法庭宣布有罪的被告们是否是列车颠覆事件的真正犯人这一点上做出探讨和努力”。但是，他的报告文学确实直接地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斗争，起到了维护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重要作用。这正是它区别于当时其他文艺作品的主要特点，也是流传至今，并成为日本当代报告文学典范的重要原因。这一特点，在广津和郎的作品中，是有具体体现的。
例如：在从一九五四年四月连载的《松川裁判》一开始，作者就对松川事件和在此以前接连发生的类似事件作了如下概括：
“总而言之，在调查中尚未结束之前，在这些事件发生伊始，吉田内阁的当权者就忙着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布这是左翼思想的犯罪。对政府这种奇怪的做法，我们难道不应当加以特别的留意吗？
松川事件的发生，使再次抬头的国铁总工会反裁员斗争大受挫折，以国铁总工会福岛分会委员长为首的二十名工会会员被逮捕和起诉，使国铁总工会一举丧失了十万会员。最后导致了反对裁员斗争的中断和彻底失败。
如此看来，如果这一事件真如吉田内阁诸公们所言、是持左翼思想人的犯罪的话，那他们岂不是干了一件自掘坟墓，荒唐之至的蠢事？但如果这一事件洽是与他们相对立的政治势力为达到某种不可告人之目的而设立的圈套的话，那么这阴谋的主人们岂不是正好百分之百地达到了他们原来的目的吗！
还不仅如此！在此之前共产党已在众议院占有三十五名议席，形成了对保守势力政治上的威胁。而在此之后，因受到这一系列铁路事件的影响，共产党的议席却一下子猛跌到仅有两席了。由此甚至可以说，那阴谋的设立者们不仅是百分之百、而简直是百分之一百二十地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在广津和郎关于松川事件的所有报告文学中，作者的立场都始终明确地站在被压迫、被损害者一方，对至高无上的法官们以辛辣的嘲讽；对被判有罪、受到世间怀疑和蔑视的工人们寄予大胆的同情。
在《松川裁判》（第一部）《傍证与事实不符》一章中，作者针对法庭审判中以变换逻辑概念的手法企图证明被告有罪的恶劣行径指责说：
“这种偷梁换柱、指鹿为马的低劣手法，竟然出现在高级法院的公文之中，足见铃木大法官之斗胆包天矣！证人在别的场合以别的意思说出的话，他竟能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变成另外的意思。他把本不知当地地理的人错将两处当作一处的证词，硬说是没有错误的，并以此证明‘那两个地点实际就是一个’，我们这位审判长诡计多端的强盗理论实在叫人叹为观止！它和这个将要永远留在日本历史上的审判一样，将永垂青史、万年不朽、供我们的子孙万代们去欣赏奇文。”
在《密谋会上出现了幽灵吗》一章中，作者针对在检察官调查讯问书上，曾多次说明参与颠覆火车密谋者是六人，但在后来又说是四人，而第一审、第二审的法官对此却故意不闻不问一事，首先进行了揭露。然后作者愤慨地写道：
“那两个人是幽灵吗？是证人看见了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呢？还是他把四人错数成了六人呢？不管怎么说，这事情都给人一种极端暧昧模糊的混乱感觉。审判长对此总该弄弄清楚才对啊！要是我们问：如此游移不定的证词到底有什么凭信性的话，审判长该不会又说：这可能只是证人记忆上的错误，或者干脆说，证人有时也难免会产生某种幻觉吧？！这是一场多么奇怪的审判啊！”
在《强奸妇女的假证明》一章中，作者对法庭在审讯中一发生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便以宣布退庭的手法打乱被告反驳的行径作了斥责，接着他又说：
“要是打棒球的话，暂停是可以的，然而这里是法庭！律师质问‘这难道不是对被告的拷问和强制吗？’法官却所答非所问地说：‘我们不赞成拷问和强制’ 。国民要求你们进行公正的裁决、你们却回答‘法律从来就是公正的’。你们难道不会正面回答问题吗？
请记住，这里不是供你们游乐的棒球场，这是置无辜被告于死刑和无期惩役之地的法庭！”
在《松川裁判》（第一部）的结尾，作者还热情地引用了松川事件遇难工人家属的文章，以她们不但对被告没有丝毫的仇恨，反而把被告当成自己亲人的动人故事启发读者。最后，作者说：“这难道不该引起我们深思吗？”
作者亲身参加斗争实践
在《松川裁判》开始连载以前，作者就以捐款、与文艺界元老联名写信、进行宣传讲演等活动，亲身介入了救援无辜工人的正义斗争。《松川裁判》开始连载以后，他更是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救援活动之中。他不仅多次到事件现场调查、傍听审讯、与被告、被告家属、被告辩护律师会谈、参加援救组织定期召开的“与广津先生商谈松川事件傍晚会”，还不顾七十岁高令，前后出发去关西、九州、东北等地作巡回讲演达一百几十场。松川事件活动家，后来与松川事件被告本田结婚了的忍子，就是听了广津的讲演才投入救援活动的。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朋友们约我去看电影，但却把我带到了国铁总工会会馆。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广津先生的讲演。我大吃一惊，难道世上还有这样的事？！我受了广津先生的感动，才参加了同伴们的斗争”。
被告之一斋藤在《松川裁判》发表六周年以后曾说：“这位作家的热情从那以后持续了六年而不衰。他站在松川运动的先头，谦虚、真挚，一直以坚实的步伐前进。他正是我们日本国民的骄傲，他的不懈努力，成为榜样，鼓励着我们每一个被告和家属一直坚持斗争到最后，决不屈服。”
一九五五年救援组织正当上告期间，经济上发生了极度困难。广津再次将《松川裁判》连载一年多来的全部稿费捐出，还于“五·一”国际劳动节发表了《替被告呼吁》一文，号召文化界人士支援营救运动。不到一个月，响应这一号召的各界知名人士就达二百二十多名。同年六月廿五日，以广津为首的文化界人士四百五十八名与五十七个工会、社会团体一起召开大会，开始了规模宏大的群众救援运动。一九五六年九月廿五日，广津与志贺直哉、宇野浩之、尾崎士郎等人发起的支持松川救援活动艺术品义卖展览会在东京银座隆重召开，日本著名文艺界人士梅厚童三郎、三岸节子、矢部友卫等人以及中国保卫世界委员会主席郭沫若等一百九十多人捐赠了油画、雕刻、书法等艺术作品三百多件。这一活动不仅在经济上有力地支持了救援活动，也在群众中和社会上造成了更大的声势。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日本最高法院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接受被告们的上诉，对松川事件重新审理。从此，救援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一九五八年，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国菅铁路总工会、电气工人联合会、私营铁路工会、煤炭工人联合会、农业工人总工会、港湾工人总工会、造船工人总工会、造纸工人总工会、制币工人总工会以及新闻工作者协会等四十几个社会团体联合成立了“松川事件对策协议会”，与会代表一致选举广津和郎为会长，总评法律部部长为秘书长。从此，松川斗争名符其实地成了全国性的统一运动。审判斗争、法律理论斗争得到了加强，与最高法院的口头辩论、第三次现场大调查、从仙台到东京间四百三十三公里的松川大游行、全国性示威集会、以及诗歌、小说、评论、记录电影、故事电影等宣传活动全面展开，使松川救援斗争终于走上了胜利的道路。
作者亲身参加的斗争实践，对他的报告文学起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在参加斗争之前，曾被反动政府和广播、报纸的宣传所迷惑。“为共产党和铁路工会浅薄、虚妄的破坏活动而多次皱起双眉来”的作者，不仅在大量的采访、调查、对材料的分析和参加救援的社会活动中逐步认清了反动派的阴谋，并对资本主义的所谓法制，有了一定的认识，这使他在《松川裁判》的结尾中终于喊出了“法律到底是什么？……仅靠法律上的那些条文，就能保护我们国民的基本利益吗？”“我们国民除了自己站出来保卫自己外，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这样日本人民反对反动派迫害斗争的时代强音。
可以说，没有作者大量的亲身斗争实践，便不可能产生《松川裁判》这样优秀的、成为人民反对警察和法庭阴谋有力武器的报告文学作品。
对事实真相的挖掘
由于政府和警察、检察厅、法院的秘密勾结使松川审判变得极为复杂。在这场长达十四年之久，为被告辩护的律师达几百名之多的诉讼中，大大小小的审讯、辩论、听证、初审、预审、宣判会达数百次以上。仅第二次判决后被告一方辩护人和被告本人的上告书就达一万四千八百多页，摞起来竟有一米高。各次判决书、警察、检察、法院的审讯记录、证词、自白等资料就更是多得数不胜数。当时许多群众，特别是广大工人，虽然在感情上同情被告，相信铁路工人绝不会干出颠覆列车（有的被告还是在事情中死去的司机亲戚或朋友）的事来。但却苦于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对那些芜杂浩繁的公告、文书、记录更是理不出来头绪来。一般对松川案件关心的群众也根本无暇去分析研究这些大量的材料。针对这种情况，广津和郎在报告文学中不仅以自己的调查和采访向读者报告了事件的经过，现场的实况和审判中的各种动向，而且更主要的，是在对大量判决词、法庭、记录、警察、检察厅的文书进行艰苦、细致、周密的研究基础上，从一些关键性问题入手，以作家独有的敏锐目光和分析、对照、推理、反证等手法揭露了警方的阴谋和法庭荒谬的判决，从而使事件的真相终于大白于群众的心目之中。
如在《松川裁判》的一开头，作者便以大量的事实指出了这是一场在两个“假定”合为一个“肯定”的荒谬基础之上的进行的审判。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对判决书进行细致的分析之前，我必须首先指出：“这场审判是在两个假定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是被告的自白据有凭信性的假定。二是警方对被告审讯的方法是慎重、冷静的、没有拷问、强制、诱供等不正当方法的假定。这两个假定加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肯定”，那就是：既然没有拷问、没有强制、没有诱供，那么被告主动说出的对犯罪事实的供认，便是可靠的了”。
接着，作者便首先对被告之一赤间自白的可信性进行了分析，赤间是一位在第一次裁员中被开除的年轻铁路工人，松川事件后，警方以打架、强奸罪将其拘留。赤间在警方的压力下承认：他曾在松川事件的前夜对别人作过“可能要发生颠覆事件”的预言。这正是构成松川审判的直接罪证，是“在这场审判中将其他十几名被告判处死刑和重罪的最初导火线”。
广津用大量材料和记录证明，赤间开始并不承认他说过这句话，只是在其他两名证人当面对质之后”，他才不得以承认的。那两位证人又是怎样证明的呢？
在作者引用的早期记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
（警察）问：那时赤间说了什么关于火车的话没有？
（证人）答：那时赤间是说了关于火车颠覆的话。不过是那天夜里说的还是第二天早上说的，我就记不清了。”
接着作者有大量引用了证人后来的几次证词，然后说：
“从上述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证人曾说，记不清是十六日夜上还是十七日清晨，听到赤间那句话的。然而警方却以多次的诱导和启发，企图使他确认那句话是在十六日晚间说的。
……”
“十六日和十七日有着极大的区别，因为松川火车颠覆事件就是在两者之间（十七日凌晨三点零纠纷——译注）发生的。如果赤间的话果然是在列车颠覆的前夜（而不是列车颠覆事件发生之后的早晨）说的，那么不管证人听的时候有多么心不在焉，也绝不可能在记忆中留下‘不知是十六日晚还是十七日早上’这样暧昧的记忆，因为这完全违背了我们一般的生活常识和经验。”
“这不是类似‘今晚要下雨’，或‘明天月亮会出来’这样普通的话，而是‘今晚列车要颠覆’这样一句悚人听闻的话！而且，仅仅几个小时之后，这件凄惨的事故便真的发生了。它不是发生在遥远的外地，而是就在证人身边！”
“如果赤间果有此语言，不管听者当时多么不在意，当事件真正发生的消息传到证人耳朵里时，那预言便会以数倍强烈的印象涌现在他的脑中，怎么会二十来天后便忘得连是事件前还是时间后说的都记不清了呢？这难道是我们普通人正常的心理现象吗？”
“证人所谓记不清了的证词，正是赤间所说的并不是预言的可靠证据，何况在证人早期的证词中还确有‘我想那不是十六日晚说的’这样明确的答复呢！”
作者在大量原始资料的许多蛛丝马迹中，通过细心的核对和分析，在很多关键性、要害问题上找出了检察厅和警方精心捏造、歪曲证词、对被告逼供、诱供、及法庭故意制造混乱、掩盖蔽露、进行不公正裁判，形成冤案的证据。这在《松川裁判》第一集《强奸的伪证明》、《多么虚伪的自白》、《集合地点怎么又变了？》《到底下雨没下雨？》《密谋会上出现了幽灵！》、《歪曲证词的判决》等许多章节中都有充分体现，并贯穿于几部长篇报告文学的始终。
广津和郎报告文学在《中央公论》上开始连载以后，立刻受到了法律界的非难和攻击，很多人站在法院的立场上污蔑他的报告文学是“文人审判”，是“纸上谈兵”，是“为极左分子和共产党所利用的”，“不负责任”的言论，以最高法院长官田中耕太郎为首的一些法律家还提出了抗议，说广津的报告文学是“对法庭的侮辱”，并训示所有参加审判的公职人员“不要为广津和郎的‘杂音’所干扰”。日本律师联合会理事会甚至提议对以广津和郎为首的“有关松川审判的文人批判”提出弹劾，另一些法律界人士则针对广津的报告文学拼命为松川审判辩护，说松川审判是“公正的审判”，是倾注了专家们心血的判决” 。东京大学刑事法学的一名教授还扬言：外行不能理解法律言词的“天来妙音”，“顶多应以谦虚的态度对自己不明白的地方提出疑问”而且“要适可而止”。最高法院调查官还专门写了《批判广津和郎》的长文，对广津的报告文学大肆攻击。
然而，随着广津和郎《松川裁判》一篇比一篇更有力的连载文章不断问世，公众舆论起了很大的变化，群众要求公布审判内幕、进行公正裁判的呼声越来越高，以至连陪审团内部也不得不对广津和郎这个“外行”另眼看待，加以充分的注意了。著名漫画家近藤日出造读了广津的著述后还在《读卖周刊》上发表文章，慷慨陈词：“铃木审判长必须对广津先生的盘问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如果回答不了，那就说明松川事件的历史罪人不是被告，而是审判长自己！”
一九五八年九至十月，检察院不顾广大群众和进步人士的强烈抗议，将一份有重大阴谋嫌疑的内部记录隐藏起来，拒不交出。这时（十二月四日）广津和郎持续连载了四年半的《松川裁判》由《中央公论》汇集成紧急增刊《松川裁判特别号》出版，并附上了那份记录的照片，致使公众哗然，最高法院终于不得不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责令检察院将其交出。
在广津和郎报告文学的影响和启发下，救援会还多次组织各阶层群众到现场进行调查，请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对松川事件作出裁决。结果，先后达一万多名的现场调查参加者们都对全体被告作出了“无罪”的投票。
报告文学《松川裁判》和它的作者广津和郎，以艰苦卓绝的努力和严密有力的推理，在广大群众面前揭露了事实的真相，赢得了舆论和各阶层人士广泛的支持，终于以“外行”的身份，战胜了那些以法律权威自居，却又心怀叵测的所谓“内行”们，在以报告文学为武器反抗统治阶级用法律迫害人民和进步力量上创造了一条新路。
持久的战斗
广津和郎关于松川事件的报告文学在反冤案运动的最关键时刻投入战场，与救援被告的激烈斗争同时进行，并持续十年之久，直至斗争的胜利结束。这些对法庭内外斗争现场的分析和报道、充分发挥了报告文学新闻与文学相结合的特点，及时、生动地把斗争的实况告诉读者，一次又一次地给进步力量以鼓舞，给反动势力以打击。
在《中央公论》上长达四年半的连载《松川裁判》，并不是作者一次写成的巨著，而是作者每月对斗争进展所作的观察和总结，这就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时效性，成了广大关心松川事件读者的必读之物。当时，每当《中央公论》出版，许多工人、市民、学生都争相购阅。群众关于松川事件的议论中，经常出现“广津先生都这样说了……”“广津先生的分析是……”这样的话语，参加了这场运动的人都公认，广津和郎的斗争实践和他的报告文学、“不仅对知识分子、而且对广大的工人、市民和学生都产生了极广泛的影响”，“许多人们关心松川事件、逐渐相信全体被告无罪，都是从阅读广津和郎作品中开始的。”
反对冤案斗争的参加者们一直把广津的报告文学看成是自己斗争的有力武器。第二审判书公布之后，一千多名参加救援运动的工人群众召开抗议大会，并发表了“松川誓言”十条。其中第二条就是：
“阅读广津等知识分子在新闻杂志上关于事件真相的连续报道，并且和他们一起积极参加向全体国民们控诉活动。”
一九五六年六月七日，广津和郎的《松川裁判》第二分册出版单行本的时候，《每日新闻》刊载了题为“广津先生还在继续！”、“就松川裁判（第二集）出版之际倾听作者的心境”的报道，文章对作者当时已连续两年零四个月的报告文学写作劳苦表示感动，并在结尾时说：“广津先生的脸上露出了松川事件确属冤案无疑的坚定表情，他今后一定还会抱着对被告无罪的坚强信念继续写作下去。”
广津和郎不屈不挠的报告文学活动受到了他的文坛老友宇野浩二、志贺直哉等人的支持，志贺曾激动地说：“别的事不干也罢，唯独这件事，一定要干下去。”实际上，广津也确实是把自己最后十几年的生命几乎都投入到了关于松川事件的报告文学
写作之中。
他在《中央公论》上的连载于1958年9月结束，并分三册合订出书之后，于1958年3月又编著了长篇报告文学《松川事件之内外》（光书房出版）、并分别于1961年4月至7月和1963年9月在《世界》月刊上连载了《松川事件以来十二年》和《检察官们的论理》四部长篇报告文学。最高法院1963年9月12日宣判全体被告无罪的7天前，也就是长篇报告文学《检察官的论理》连载完结之当日，作者又发表了《我等待着九月十二日这一天》，终于以长达十几年的报告文学活动，迎来了斗争的最后胜利。
刚刚开始松川事件报告文学写作，在审判之前与被告初次会面的照片上尚显得精神铄健，风流倜傥的作者，在松川被告们经过十四年的斗争终于被宣判无罪时，已成了老态龙钟、弯腰背驼的古稀之人。在庆祝大会上，曾被判死刑的被告家属杉蒲良子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坐在后面的广津和郎深深鞠了一躬，全场为此发出欢呼之声。这时广津的眼角里涌出了激动的泪水。
广津和郎报告文学的影响
广津和郎关于松川事件的报告文学和他的社会活动，对松川运动的最后胜利起了重大的影响，国营铁路总工会的委员长曾说：
“在最初的两、三年，我自己也对松川事件失去了信心，然而广津先生这时却开始在杂志上报告了事件的真相，并且一次又一次地指出，法庭的判决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受到这些文章的鼓励，工会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对事件的态度开始发生了急速的变化。”
松川运动史编纂委员会一九六四年出版的纪念文集《松川十五年》，多处提到了广津和郎的斗争活动，并对他报告文学的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其中说到：
“广津持久的文笔活动，甚至造成了松川事件得以在国会中被提出、并加以讨论的条件。一九五五年三月卅一日，在参议院法务委员会上，羽仁五郎议员就法庭一系列无确凿证据的宣判向法务大臣提出了追究：
‘……这些现象在松川事件上的发生使广津和郎君这样的有名望的艺术家非常关心，并以惊人的努力在每月的《中央公论》等刊物上通过言论机构发出有力的控诉，这意味着什么？难道法务省、法治局以及最高法院没有好好考虑过吗？……”
广津的报告文学及其重大影响，“使周刊杂志、广播、大报纸也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报道松川事件斗争的进展”，“广津这种‘笔的战斗’，是使宣传界的潮流终于发生逆转的重要因素之一”。
广津和郎关于松川事件的一系列报告文学，对当时的日本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进步作家与人民群众的斗争相结合，与压制、迫害民主力量的反动势力、落后制度进行韧性战斗的榜样。他的作品给为救援无辜被告而进行艰苦斗争的人们以有力的支持和巨大的鼓舞，给为蓄意制造冤案的政府法庭进行的大肆宣传的广播、报纸以有力的回击。通过广津的报告文学和反对松川冤案斗争的最后胜利，日本的进步力量进一步感到了人民群众团结的威力和掌握宣传手段、以正义的舆论反对非正义的舆论的重要性。关于松川事件的报告文学，给广大读者留下的，绝不仅仅是一次特大冤案的经过，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无数“权力犯罪”一次最完整的记录和揭发，它对于日本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认清资本主义法治的本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对广津和郎的斗争和他的作品，日本人民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日本文学小辞典（新潮社，1979年第8版）在“报告文学”一栏说：
“广津和郎的《松川裁判》为确定被告无罪出了大力，是令人深受感动的作品。”
《创造了昭和50年历史的700人》（《文艺春秋》社增刊，1975年春季号）中说：
“广津和郎身躯病体到九州讲演、不顾痛风奔赴仙台参加审判，他与松川被告们站在一起奋斗了十多年……
他这种顽石一般不屈的斗争意志，正和他后来成为作家的女儿一样，是他留给后世的两个杰作。”
《记录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杉浦明平著，岩波书店1958年版）中说：
“广津和郎的《松川裁判》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报告文学作品，它以比其他同类报告文学作品更深刻的内容，接触到了美军占领下那些冤案的本质，广津不听信那些政党的宣传，不听信那庸俗的议论，也不依靠自己的想象，而是选择了用审判本身的记录，来证明审判的荒谬这样一种高难的方法。它以无可非议的事实，揭穿了日本警察和检察厅的罪行，以及法庭的虚伪，从而迫近了这一国际阴谋的本质。”
广津和郎的作品，对日本以后的报告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松浦总三在一九七八年《朝日新闻》社举办的报告文学写作讲习班上说：
“广津和郎的《松川裁判》，敢于与报纸和广播抗衡，向日本战后史中最大冤案挑战，终于以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推理手法证明了松川“被告”们的无罪，不愧是报告文学杰作中的杰作。”
在《松川裁判》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一批以反映冤案为主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如：吉原公一郎的《松川事件真正的犯人——乔治库勒和其他几个男人》（三一书房1962年3月出版）、和清地晨的《冤罪的恐怖》（1970年每日新闻出版社）、《魔鬼的时间》（1977年筑摩书房）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反冤案的报告文学，是日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必然产物，正像著名报告文学家杉浦明平所指出的那样：
“只要现在日本这样的政治统治继续下去，只要日本社会的民主空气还存有最后的一呼吸，法庭就会继续不断地向我们提供写这种报告文学的、充满了离奇的阴谋和不赦之罪恶的大量材料。
但是，不允许这种冤案在黑幕之中成立，除了要靠有关人士为正义而斗争的热情，更要有待于国民反对阴谋，支持真理的强大舆论的形式。与战前相比，国民对自由的使用稍许习惯了一些，而这自由，正是报告文学成长的土地。”

 
日本报告文学代表作介绍之二。
《战场之村》与《中国之行》
《战场之村》
日本当代著名报告文学家本多胜一，是在六十年代末，为日本进步报告文学的急速发展首先作出重大贡献的一员主将。
本多胜一一九三一年生于长野县。一九五七年他在京都大学农林生物系读书时，参加登山队去巴基斯坦，以亲身体验写成了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憧憬中的喜马拉雅》（铃泽书店出版）。大学毕业后，他以《朝日新闻》记者的身份，先后写了《北海道探险记》（角川写真文集，1965年，铃泽书店，1979年）、《北国的动物们》（朝日新闻连载59回，实业之日本社出版）等许多中、长篇报告文学。一九六三年五月，他深入加拿大北极圈内的梅尔维尔半岛，与六户爱斯基摩人共同生活了两个月，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加拿大·爱斯基摩》。这部报告文学，以生动、细微的笔调描写了爱斯基摩人的民族传统、生活习惯、狩猎方式、思想感情以及他们对外来民族的看法。受到日本广大读者的重视。接着，作者又于一九六四年一至二月和一九六五年六至七月，分别深入新几内亚中央高地（原始农耕民族地区）和阿拉伯半岛中心地带的游牧民部落，写成了《新几内亚高地人》和《阿拉伯游牧民》，这三部长篇报告文学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之后，又分别出版单行本，并由作者修改、加写后于一九六七年合订出版，题为《遥远的民族》（朝日出版社），这部长达50万字的报告文学集，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曾连续再版21次。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战场上的侵略不断升级，并对北越开始大规模轰炸之后，本多胜一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前往南越战场采访十月余，同时在《朝日新闻》上连续发表题为《战争和人民》的报告文学，共连载98次（1967年5月至12月），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极大轰动。一九六八年由作者加以修订、补充后，朝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将在连载中最受欢迎的第五部的题目《战场之村》作为全书的书名（1968年4月），这本报告文学在当时成为日本最畅销的书籍。一九六九年，作者又去北越采访，写了《轰炸下的北越》。一九七三年，日本铃泽书店出版了本多胜一关于南越战场全部报告文学的精装合订集《越南战争》，共达40万字。
在本多胜一去越南采访以前，已经有许多记者写了关于越南战场的报道。特别是南朝鲜向越南派出了支援部队，美国开始对北越狂轰滥炸以后，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越南战场。“越南战争在某种意义来说，已成了将整个世界划分成两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舞台虽然限于以越南为中心、包括老挝和柬埔寨在内的东南亚，但在这背后，东方，却有全体社会主义国家对解放阵线的支援，西方，则是美国及其全体资本主义卫星国对西贡政权的操纵。不仅如此，在美国、日本等西方许多国家内部，反动阵营与民主阵营之间，也以越南问题为中心展开了决战。”（本多胜一语）
当时日本已有个别较进步的记者对越南战场的实况作了一系列比较客观、真实的报道、对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本多胜一却从中感到了三个极大的不足：
一是没有反映出越南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他们的思想感情，特别是那些或者惨遭迫害和屠杀、或者拿起枪来战斗的人们，他们在如何地生活？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是怎样看待这场战争的？这些都没有在报道中显示出来。
二是没有关于战场实况的报道。外国记者们最远的只到过靠近前线的军事基地，因此也无法传达出普通受害民众在战火中的处境和声音。
三是没有关于解放阵线的详细报道。有些记者仅仅与解放阵线有了某种接触，却未能进行正式的采访。这样，对这场大战的报道就在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成了空白。
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本多向报社第二次提出（第一次于1964年提出，未被批准）了为时三年的采访计划。他准备“一年学习越语，两年采访”，以与当地民众密切接触、同共生活的方式，写出详细的现场报道来。
报社最初只给他四个月的时间，然而为了能够独自一人深入南越腹地旅行，本多仍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西贡学习一般的生活用语，并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第一部《西贡的市民》中《爆竹和机关枪》、《普通市民》、《和老明一家共同生活的日子》、《擦皮鞋的少年》、《被杀死的学生们》、《忧国诗》等许多章节。
二月十日，他利用春节休战的机会访问了山里的一个解放区，虽然只被允许住了一昼夜，但总算与解放阵线有了初步的接触。接着，他又陆续访问了西贡军占领下的许多山村和渔乡。在回忆这一段采访时，本多说：
“我这些采访中共通的方法，是首先争取住进当地民众的家中，不向他们发出一个接一个的讯问，而是静静地观察他们的生活和劳动，同时尽量和他们一起工作，与他们建立亲密的感情。而且，我从不当着他们的面作记录。如果不断向他们提问并且记录的话，那就意味着与他们的共同的生活将要完结了。”
本多胜一把对战争中越南人民生活的细微观察和亲身体验，写进了第二部《山区居民》、第三部《湄公河三角州的农民》、第四部《中部的渔民》之中，以《警察和赌博》、《一个部落的灭亡》、《山区的战略村》、《雇农的今昔》、《可憎的目光》等大量章节，生动真实地报道出美军占领下越南人民生活的惨状和他们对和平美好新生活的无限向往。本多胜一后来说：
“这虽然是平凡的采访，但我却从和他们共同生活中感到：战争是多么残酷地闯入了人民的生活之中，不论是山民是农家还是渔村，几乎每天都遭到空中不分青红皂白的扫射和轰炸，我和他们处在随时都可能丧生的战火之中。”
在这期间，本多也实现了计划中的随军采访。他从三月下旬起，断断续续随美军173空降师和南朝鲜“猛虎团”多次到达前线，耳闻目睹侵略者对越南国土和平民进行残暴蹂躏的大量事实，以及他们在军事上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本多胜一的这些随军报道，构成了长篇报告文学的第五部《战场之村》、第六部《战场的周围》，和第七部《韩国猛虎团》三个部分。尽管美军对这位来自日本大报社的记者有所戒备。每当他在场时烧、杀、抢、劫等行为便有所收敛，然而本多还是得以亲眼看到了他们的许多暴虐和无耻的行径。
如在《战场之村》的《坦克与农民》一章中，作者先描述了美军成群的坦克在越南农民已经成熟了的稻田中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而五、六米以外在田中忙着收割稻秧的越南妇女却连头也不抬的情景。然后，作者写道：
“当然，他们绝不会听不到坦克的震耳欲聋的轰声，他们只是装着没看见罢了！这样也许还安全一点，坦克车队继续前进，撞毁一道又一道田埂，轧烂一片又一片稻田。前方，有一对五十岁左右的夫妇正赶着牛在水中耕田，坦克队开到了离他的耕牛仅有几米的地方。老夫妇只好停止了下来。农夫点着烟，吸了一口，然后他向这里望了一眼。我看见了他这时的表情。谁曾见过如此燃烧着怒火的目光！人们笑的表情，也许会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各种各样的意味，然而愤怒的表情，却不论哪个民族，哪个人种，都是共通的。这位普通农民向破坏田埂，将耕好的土地轧成硬板的外国坦克投来的那愤怒一瞥，充满了对美国所谓“和平计划”的满腔仇恨。”
接着，作者又叙述了亲眼看到的这样一段故事：
先头的坦克在河边停下来用探雷器对河床进行检查，几个美国兵到河对岸的三户农家进行“检查”。一会儿，他们提着两架半导体收音机走了回来。他们把这偷窃来的东西称作“战利品”，还厚颜无耻地对记者说：“他们（指越南农民——译注）用这玩意儿收听河内的广播，所以理应没收。”
作者接着写道：
“车队开始渡河了。亲眼看着自己家里的收音机被人抢走的三个农民孩子并排站在田埂上，凝视着进行中的坦克车队。令我吃惊的是，这些夺走人家收音机的美军强盗们，竟然对孩子们挥手告别，他们是白痴还是傻瓜？或者这只能说明他们根本不把越南孩子当人看？那三个孩子脸上毫无表情。他们如果还没受到解放阵线的教育，不知道什么是“美国侵略”的话，眼下岂不是上了生动的一课。”
除此之外，作者在《强盗战术》、《住宅搜索》、《绑架》、《一个美人》、《弹雨下的收割》、《焦土战术》、《废墟中的疯老婆子》、《绿色故乡》等许多章节中，都以大量压抑着愦怒的文字和照片，揭发、控诉了美军、南朝鲜军、西贡军的暴虐罪行，他们对牲畜、粮食、日常生活用品的抢劫、对村庄、集镇的轰击、焚烧，对无辜百姓的杀害，都逃不脱作者的冷静的眼晴和有力的笔墨。被暴徒剖出肝脏生吃了的游击队战士的尸体，成群结队被美军夺去了生机的妇女和孩子们的哭喊声，在废墟中徘徊若失的疯颠老人的表情，一桩桩一件件跃然纸上。触目惊心，证实着侵略者数不清的滔天罪行。
在《给故乡的信》一节中，作者引用了在他目睹的那场战争中，一个被打死的北越士兵手中拿着的一封准备寄往家乡的信。那躺在村中路旁的士兵不过十几岁，他“后脑被炸开，粉红色的脑浆流了一地”。他手中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爸爸、妈妈：
分别以后，我一直非常想念你们和兄弟姐妹……
……
但是，我请求您们不要过于为我担心。我们国家里现在有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人妻离子散，骨肉不得团圆。他们都在为祖国山河的将来，为亲爱祖国的统一而生活、战斗。回想起来，唯一使我感到遗憾的，是为我过去没有很好地照顾父母、为您们尽一份孝心。现在我长大了，我感到了惭愧。我和你们相隔千里，我只有拼命战斗，以争取早日实现我们祖国统一的实际行动，表达我对您们的一片孝心。
我亲爱的弟弟、妹妹们。请你们替我照顾（以下空白——原注）”
这样一封洋溢着爱国热情和革命英雄义感人信件，以一个随军的日本记者之手在战场上拾到，并将其在日本报纸上公布于世，无疑更增强了对广大西方读者的说服和感染力。
在《战场之村》中，作者还详细记录了这样的事实：
“美国兵向一位年轻女游击队员的遗体走去。她脸侧向一边。黑发散着，耳朵上戴着耳环。
就在离我的眼睛仅有三米远的地方，那美国兵伸手从她的一只耳朵上揪下了耳环。接着他又用脚把她的头踢翻过去，夺走了另一只耳环。然后，他很坦然地把耳环放进了自已的军衣口袋。不过，这公然的强盗行为，与我后面马上又要看到的另一件相比，则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一个光着膀子的美国兵向七、八米以外另一个解放阵线士兵遗体走去。他一只手拿着刀子，另一只手揪住了他的耳朵。就像我四年前在北极爱斯基摩人那里看到的，将猎获物的肉切下来生吃时的情景一样，他用刀很麻利地切下了那只耳朵。
这件事进行的如此简单而平常，以致使我最初竟弄不明白它的含义所在。直到我默默地向土坡走去时，心里似乎才浙渐明白了一点什么。这时，给我当向导的明氏突然用压低的嗓音向我说：“密斯特本多，快看！”——一个美军士兵正把刚刚割下的耳朵放进塑料口袋中去。我这才醒悟过来，忙端起相机，按动了快门。可惜，离得远了点。
在明氏旁边的另一个摄影记者也注意到了这种情景，他向一位正同他讲话的美国兵问道：“他们要耳朵干什么？”那美国兵被问得狼狈起来。皱着眉头，好像吃进了一条虫子似地简单回答道：“ Souvenin！（纪念品）”
旁边的明氏这时插进来说：“他们把它弄干燥了以后带回美国作礼物送人，这一点也不新鲜，我还亲眼看见他们掏取肝脏咧！”
……
听说，在黑市上，这种耳朵的价格竟达三十美元。”
在《韩国军猛虎师团》这一部中，作者还多次用事实指出了日本在这场侵略战争中的作用。
一位汉城大学二年级的志愿兵在战场上向作者问及日本公众舆论对南朝鲜出兵的看法，当作者直率地告诉他：虽然日本政府事事追随美国，对韩国出兵也全面支持，但舆论却不尽然，甚至有一大半是批判态度的。那位志愿兵非常遗憾，并要求向日本舆论界转达他“期望日本作为自由阵营的国家给我们以支持的心情。”
在猛虎师团前线基地，一位负责新闻工作的中校对本多说：“日本在战争中到底赚了多少钱,数得清吗?”接着,中校举出了在周围可以见到的大量日本商品的名称。作者回答说;“可这些并不是为战争制造的呀!”
“那中校笑了,他指着帐篷外面一辆十轮军用卡车说：“你看那是什么?”我认定那是美军制品，就驾到驾驶台去查看。果然,在标记上看到了“美国委托，日本造”的英文字样。”
接着,作者又例举了活动卧室、运输船、吉普车等各种直接用于军事活动的日本制品。就连美国飞机在轰炸时散发的越文传单都是日本印刷的。
作者在这一段的结尾写道：
“仅就我当时在周围所见到东西就可以判断出,越南战场有多么浓厚的日本色彩。日本在这里所起的作用,用韩国雇佣兵的话来说——我本想尽量避免使用这个字眼,然而除此之外我却找不出任何可以代替它的、更为贴切的形容。所以,恕我照直写出——是“死的商人”。
完成了随军采访之后，作者一面向日本国内不断发送稿件,一面通过各方努力,争取实现他的笫三个计划——到解放阵线内部去进行正式采访。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时解放阵线与美伪军之间正在进行拉锯战。美军对解放区除使用密度极高、不分对象的猛轰滥炸、“三光”政策之外，还使用了投洒毒药的“枯树战术”。因此到解放区进行采访要冒极大的生命危险。解放阵线除要对记者个人的生命负责之外,还要避免西方宣传机器借外国记者在解放区的死亡事件进行反共宣传。因此本多胜一的几次正式申请,都被解放阵线谢绝了。然而作者并没有死心。他在西贡通过多方活动，终于和解放阵线的一个游击队直接取得了联系。在雨季的一个夜里。他连《朝日》驻西贡分社也没通知,便和地下联络人员离开了西贡,秘密潜入解放阵线之中。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的采访中,他冒着战火。拿着解放阵线基层组织介绍信,走遍了湄公河三角州的许多地方。他与解放阵线的正规军、地方军和游击队同吃、同住,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劳动、战斗以及文化、卫生、娱乐等各方面作了大量真实、详细的记录,以热情的笔调,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战场之村》的最后一个部分——《解放战线》。他和与他同行的一名日本摄影记者,成为从美国在越南战争实行逐步升级之后，到一九七三年巴黎协定签字为止、唯一在解放区和解放阵线内部进行过正式采访的西方记者。
作者于九月廿三日回到西贡。这时《朝日新闻》上他写的报告文学已连载到第五部。一位朋友告诉他，他的名字上了四贡政府的黑名单。再耽滞下去，他便有遭到逮捕，将笔记、胶卷全部没收的危险。作者以最快的速度申请了护照，于十月三日飞离越南。
当本多关于越南的报告文学刚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的时候,还有一些人不以为然,连《朝日新闻》社内部也有人对它持批判态度,甚至对本多那些描写人民生活的报道所占去大量版面感到不满。
然而，随着报道的步步深入，特别是当第五部《战场之村》开始连载以后，读的反响大得甚至远远超过了作者本人的期望。
很多读者给报社写信,支持本多的报道,其中一些摘要发表在《朝日新闻》的《读者之声》专栏中。编辑还发表编者的话说：“一个连载集中了如此之多的读者来信,这还是本报设立《读者之声》以来所从没有见到过的。而且,绝大多数来信者都表示,他们从这些报道中看到了“真实”,得到了鼓舞,这实在是使我们也感到吃惊的。”
神奈川18岁的一位中学生原田洋三在信中写道：
“我每天都在读“战场之村”。我胸中中感到无比的愤慨……我们岂能容忍世上有这样不合理的事情存在!原来越南战场上发生着的，不仅仅是战斗机的坠毁和桥梁的破坏这样报纸上常报道的事情,在这后面,还隐藏着那么多重要的事实!我真想把这些越南农民痛苦的生活事实拿给美国人民拿给他的大总统看看！”(1976年10月10日)
另一位东京22岁的学生木付义昭写道：
“我带着愤怒和眼泪,在看你们报上连载的“战场之村”。一个月以前,我在一家工厂勤工俭学。正在操作时,我突然想到,这是做什么用的呢?一位工人告诉我,这是坦克车上的履带。我不由得停住了手,原来我是在制造杀人的武器呀！我对同学们说：二十年前学生大动员时,很多学生都在军需工厂劳动过。他们后来许多人都走上了战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怎么会想到，二十年后,又有和他们同样的学生,为了得到钱而做起杀人武器来。
……
“那些制造、或被迫制造武器的人,那些看着我们制造杀人武器却不闻不问的人难道忘记了过去的教训吗?!我为此停止了在工厂的劳动。然而这只能多少改变一点我们日本的现状吗?！现实在通向和平的道路上筑起了厚墙。如何打破这墙壁,正是我们现在所必须解决的首要课题。”(10月13日)
另一位23岁的学生泽田信一在信中说道：
“读完了“战场之村”,我确信：美国在越南绝不会取得胜利、……那位拄着木棍在废墟上徘徊的老婆,正是美国士兵明天的象征。……我憎恨那种把残暴说成是战争必然的荒谬论调。我坚决反对这场不正义的越南战争。(10月27日)
一位44岁的家庭妇女天野义子在信中说：“本多先生：祝贺你安全归来。读完你的“解放阵线”，我感慨万千。……我从您的报道里听到了全体越南人民的正义呼声，让我们等待着和平和胜利到来的这一天吧。”（12月7日)
每当载有本多报告文学的夕刊在傍晚发行,并到读者家中时,许多读者纷纷给报社打来的支持电话,使社会部的编辑、记者们接应不暇。本多的报道很快就被译成了英文、世界语出版,许多国家的报纸、杂志予以连载、介绍，还发表大量书评、社论。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明治大学根据本多胜一的报告文学,编制了《民谣·战场之村》,在“反战歌诵会”上演唱，并由电视台多次播放。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二日,由佐山和子作诗、熊沢勉作曲,安艺疆子钢琴伴奏的大型长篇混声合唱《战场之村》在东京的上野文化馆由东京合唱团上演。一九六八年末由日本著名演员宇野重吉朗读的本多报告文学(第五部、第六部)由日本唱片社发行了唱片，一九七三年又发行了盒式录音带。
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文学,使作者获得了“日本新闻会议奖”(1968年)、“每日出版文化奖”（1968年)和“国际记者奖”(1969年)。《战场之村》使本多胜一成了世界著名的记者。他的作品不仅直接推动了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援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也为全世界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运动作出了贡献。
日本的一位大学教授曾在文章中说：“本多胜一的越南战争报告文学,使我胸中产生了一种东西,它渐渐支配了我的所有意识、我的全部行动,甚至包括我今后的生活。读过本多报告文学以后的我,已永远不可能再成为读他报告文学以前的我了。我身上起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越南战争改变了世界，越南战争也改变了主动把它作为问题加以思索的人们。”
的确,本多胜一的报告文学和他报告文学中所反映的越南战争的实况，使日本许多读者在受到强烈震动和冲击之余,在思想上、感情上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而第一个产生这种变化的,不是别人，正是在越南战场的采访实践中受到锻炼的作者自己。本多在《报告文学的方法》一书中回忆《战场之村》的采访和写作时说：“对于我个人，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文学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方法”,它使我想起了很多,使我有了深刻的反省。到底什么叫报道？什么叫事实?什么是客观,立场和历史?民主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又是什么?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对这些最根本的问题：我从此都不得不加以重新的思索和追寻,不管今后我写什么(或者那怕什么也不写),关于越南的那些报道,都将影响我的一生
日本报告文学代表作介绍之三。
《自动车绝望工厂》
亲身的体验
从日本早期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女工哀史》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如何据地建立在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上的。那么到了七十年代，在日本经济获得高度发展、社会已经接近完成现代化，许多主要的工业部门自动化也日趋完备的情况下，工人的劳动条件是否有所改善呢？日本这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近百年对国内外人民野蛮蹂躏和巧取豪夺，终于在世界经济中跻身于最先进的少数几个国家行列之后，那里是否真的如某些人所宣传的，以及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正逐渐演变为劳动者的天国呢？日本年轻的著名报告文学家镰田慧以自已的作品《自动车绝望工厂》，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女工哀史》是作者以自已十五年在工厂的亲身体验，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代表——纺织工业，进行了全面暴露。镰田慧的《自动车绝望工厂》则是以一个知识分子深入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的亲身感受，对日本当前正处上升阶段、给日本资产阶级带来了让全世界资本家们都感到羡慕不已的超额利润的汽车工业，进行了深刻的解剖。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居日本之首，世界第三（现已跃为世界第一），以高度的现代化，文明的生产管理，以及高质量、高效率著称于世。每年各国（包括中国）前往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仅一九七二年一年，参观者就达23万人之多。该公司在宣传电影中宣称：&l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