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底，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征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来到清涧县高杰村附近的袁家沟，写下了后来在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词的上半阕描写了秦晋高原壮丽的雪景，纵横千万里，展示了大气磅礴、旷达豪迈的意境，抒发了词人对祖国河山的无限热爱。下半阕评论了历史人物，歌颂当代英雄，抒发无产阶级要做世界真正主人的豪情壮志。全词熔写景、议论和抒情于一炉，意境壮美，气势恢宏，感情奔放，胸襟豪迈，读罢令人产生无穷的力量。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应南社诗人柳亚子索诗，手书了这首《沁园春·雪》。1945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正式刊登了这首词，两周后，近代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大公报》和其他报刊也转载了这首词，随即在重庆、上海等地引起强烈反响。
新中国成立之后，包含《沁园春·雪》在内的18首诗词，经毛泽东本人亲自审定，在1957年1月号的《诗刊》上正式发表。
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首次英译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然而，毛泽东诗词，何时被翻译成德语，为马克思、恩格斯故乡的人民所传诵，在学术界一直是个谜。1969年，西格弗里德·霍佛特（Sigfrid Hofert）的研究表明布莱希特和严斐德在1950年就将《沁园春·雪》翻译成德语，他甚至还查阅了布莱希特的档案，但是却未获得明确的书面材料，证明哪位译者最早德译了这首词。
据笔者考证，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即1949年5月，奥地利记者、医生严斐德与他中国籍妻子王务安就合作德译了《沁园春·雪》，德语成为最早一批译介毛泽东诗词的外国语言之一。从1949到2013年，《沁园春·雪》陆续出现过10多种不同的德语译文。虽然其中不少译者并不懂中文，但是他们满怀热情地根据各语言译本，在中国友人的帮助下，译写、仿作和翻译了这首词。《沁园春·雪》在德语国家的译介、传播和接受，历时70多年，10多位德语作家、诗人以及汉学家积极参与，堪称毛泽东诗词海外翻译和传播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沁园春·雪》多种德语译诗中，最早将这首词翻译成德语的是奥地利医生、作家、记者，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严斐德（Fritz Jensen，1903-1955，又译弗里茨·延森）。1929年，严斐德加入奥地利共产党，1934年参加过反法西斯起义，被捕入狱。1939年，他来到中国，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担任医生，1948年回国。1953年他与妻子王务安迁居北京。1955年，在前往印度尼西亚采访万隆会议的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
1949年6月5日第9版严斐德撰写的长文《毛泽东——中国新民主的伟大建筑师》发表在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奥地利人民之声》上，同一页还刊登了他与王务安合译的《沁园春·雪》，取名为《中国颂歌》。1949年5月，严斐德所著的《中国胜利了》（China Siegt）一书由奥地利新星出版社出版，此书也收录了他德译的《沁园春·雪》；1950年，《中国胜利了》一书又由民主德国迪茲出版社出版第2版，首印2万册，此书共353页，含12幅木刻，28张新闻照片，用德语记录了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历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被迅速翻译成俄文、捷克文、匈牙利文、波兰文、斯洛伐克文和保加利亚文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版，让《沁园春·雪》随着《中国胜利了》一书各语种版本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广泛传播。
1955年，《中国颂歌》还被收入迪茲出版社出版的严斐德诗文集《牺牲者与胜利者》（Opfer und Sieger）。这本文集共收录了4首严斐德与王务安合译的毛泽东诗词，分别为《长征》（der lange Marsch，《七律·长征》）、《长征结束》（Gegen Ende des Langen Marsches，《清平乐·六盘山》）、《中国颂歌》（Chinesische Ode，《沁园春·雪》）、《伟大的早晨》（der Große Morgen，《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严斐德还是第一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译成德文的译者。
德国诗人、戏剧家贝尔托德·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正是在读到严斐德翻译的《中国颂歌》之后，才产生了创作和改写《沁园春·雪》一词的冲动，他后来以《飞跃长城的思考》（Gedanken bei einem Flug über die Große Mauer）为题仿作了这首词，使毛泽东的诗名进一步在德语国家产生影响。布莱希特在这首仿作的诗歌末尾特别注明，参考了（王）务安和严斐德的译诗。1957年毛泽东的18首旧体诗词在《诗刊》上正式发表后，又掀起了一股毛泽东诗词德译的高潮；1958年，恩斯特·舒马赫（Ernst Schumacher，1921-2012），罗尔夫·施耐德（Rolf Schneider，1932-），在民主德国翻译和出版了毛泽东诗词18首；1965年，约阿希姆·席克尔（Joachim Schickel，1924-2002）在联邦德国德译了毛泽东诗词37首，后来增译至39首；1970年，朱白兰（Klara Blum，1904-1971，又译克拉拉·布鲁姆）在广州中山大学德译了毛泽东诗词37首；1978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汉学家乌苇·克劳特（Uwe Kräuter，1945-）与国内专家合译的《毛泽东诗词》39首；1985年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1945-）翻译了毛泽东诗词6首；2013年，H-C.君特（Hans-Christian Günther，1957-2023）德译了《毛泽东诗词》50首，该作是迄今德译毛泽东诗词最多的单行本。
然而，《沁园春·雪》的德译经历了哪些曲折历程，其译诗产生的效果如何，还需要结合上述德语译者德译的8种译诗内容与形式，在诗歌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做出客观和公正的评价。我们在此通过译文分析，结合译者添加的脚注、前言、后记、题解等副文本，评价8种德语译诗的得失，力图还原这首大气磅礴的诗词在德语世界的旅行。
严斐德和布莱希特翻译和仿作
如前所述，严斐德在参加解放战争期间，就读到了《沁园春·雪》，并在他妻子王务安的协助下将这首词德译。严斐德的译诗参考的底本，可能是《新民报晚刊》《大公报》上刊登的原文，当时作者尚未给这首词添加任何注释，给译者翻译增添了难度。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严斐德的译文基本上属于逐字逐句的翻译，文字朴实，由于德语表现力不同于汉语，所以难以完整再现原诗的磅礴气势和神韵。译者将这首分为上、下阕的词，划分为六个五行诗节，前三个诗节代表上半阕，后三个诗节代表下半阕。译者将《沁园春·雪》改为《中国颂歌》，力图升华这首词的意境，也想激发德语世界的读者对中国壮丽山河和古今人物的兴趣。严斐德的译诗，在形式上更像是德语诗，因此无法亦步亦趋地翻译，必须在用词和语序上做出调整。需要特别指出，下半阕最后三句的德译与原诗存在一定的偏差。但是严斐德德译毛泽东诗词的开创性功绩不可低估。
德国大诗人布莱希特在1950年出版了他的译诗《飞跃长城的思考》（Gedanken bei einem Flug über die Große Mauer），这是对严斐德德译的《中国颂歌》的改写之作。
布莱希特不懂中文，“翻译”时可参考的资料非常有限，但是当他读到（王）务安和严斐德译诗时却产生了无限的遐想。严斐德译诗在附注写道：这首词是1945年毛泽东由延安飞往重庆，应柳亚子索诗创作的。布莱希特在读到这个附注之后，想象这首词的上半片应该是毛泽东乘坐前往重庆谈判的飞机上鸟瞰北国风光的景象，因此顺势把他改写的诗取名为《飞跃长城的思考》。他的改写，虽然某些地方与严译非常相近，但意境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布莱希特并没有严格按照严斐德译诗的节数，只用了3个诗节。
由此可见，布莱希特这首仿作，虽然保留了原作的若干涵义，但是译诗的第一节对北国风光的描述显然与原作相去甚远。甚至还增加了原诗中没有出现过的“良田”、“牧场”等字眼，完全是译者的想象，而原作的磅礴气势在译诗中也荡然无存了。
第二节把中国历史上五位皇帝翻译成了国王，由此可见布莱希特虽然热爱中国文化，但并不特别熟悉中国古代历史，因此沿用了严斐德的表达。译诗的第三节最末两句，也没有弄明白“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基本涵义，意思完全给理解反了；也有论者认为这样表达系布莱希特刻意为之。
舒马赫与施耐德的译诗
从布莱希特仿作毛泽东诗词开始，1951年，德国作家和诗人海纳·米勒（Heiner Müller，1929-1995）也翻译和改写了毛泽东诗词；1957年，捷克德语作家魏斯科普夫（Franz Carl Weiskopf，1900-1955）根据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仿作了诗歌《南行》（Südwärts）；1958年，民主德国作家罗尔夫·施耐德德译的毛泽东诗词，由柏林艺术科学院主编，致敬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党代会，由柏林人民和世界（Volk und Welt）出版社出版, 这是毛泽东诗词最早的德译单行本。与此同时，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剧作家恩斯特·舒马赫也翻译了毛泽东诗词18首，发表在民主德国作家协会月刊《新德意志文学》（Neu Deutsche Literatur）1959年第4期上，这份杂志除了刊登舒马赫译文之外，还刊登了汉学家、翻译家赫尔加·舍内（Helga Scherner）撰写的毛泽东诗词艺术特色的短评。施耐德《毛泽东诗集》的德译参考了安德鲁·波义德（Andrew Boyd）的英译本。
由施耐德的译文可以看出，该译诗严格遵循了《沁园春·雪》一词上、下阕形式，在意境上也传递了原词的意蕴，这首译诗不仅对北国风光展开写实性描述，也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了回顾，译诗采用威妥玛式拼音拼写五位古代帝王的称谓，最后几句译诗，把“风流人物”改成了抽象的“崇高”，多少偏离了原诗的本意。
施耐德德译的《毛泽东诗歌》单行本封二简述了毛泽东18首诗词在《诗刊》上发表之后引起的反响，由此证明毛泽东是新中国一位重要的诗人。这部诗集迅速被翻译成世界各国语言，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译者认为诗歌的内容是我们这个时代独特的果实，是变化中的新中国的写照，这种古老的传统与革命思想的结合导致这些诗歌具有极高的文学魅力和非凡影响力。两种特征在施耐德德语翻译中均得以保留，是对布莱希特和魏斯科普夫创建的译介中国诗歌传统的延续。
施耐德还撰写了后记，特别探讨了中国旧体诗，自李白、杜甫、白居易以降，律诗和词的形式变化，并与欧洲的诗歌形式，例如十四行诗和无韵诗进行了横向比较。
几乎与此同时，舒马赫也翻译了毛泽东诗词18首，1956年他的亚洲之行，采访了周恩来总理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由此可见他对中国的深厚感情。非常有趣的是，在舒马赫的18首译诗前《新德意志文学》杂志刊出了编者按：
毛泽东18首旧体诗1957年1月发表在中国文学杂志《诗刊》上。施耐德的译诗不久前刚刚由（柏林）人民和世界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恩斯特·舒马赫的德语译诗也完成了，他的翻译除了参考英语译本之外，还基于赫尔加·舍内依照中文的逐行对译，令人感兴趣和获益良多的是，让我们的读者可以在两种德文译文之间比较。比较绝对不只是提出美学和修辞风格问题，而且，此外，明显是观点和党性问题。我们认为舒马赫的译文在对原文的精神和个性把握上比施耐德的译作更胜一筹。
舒马赫译文，首次在译诗前给出一段简短的题解，告诉读者词人创作此诗的动机和背景。译诗也按照原词上下阕的形式，逐字逐句翻译，下半阕最后三句的翻译终于接近了原诗的意思。客观而言，1958年前后在民主德国产生了两种《沁园春·雪》译文，无论从整体来看，还是下半阕的最后三句的翻译比较，舒马赫的译文比施耐德的更接近原文。
席克尔的译诗
1965年，在联邦德国由汉学家席克尔翻译和注释的《毛泽东诗词37首》问世，这本译诗集，参照了多本不同译者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包括前述安德鲁·波义德和戴乃迭合译的《毛泽东诗词19首》（1958）、蒂勒曼·格林的《论毛泽东旧体诗》（1958）、《中国文学》月刊（1960）刊登的戴乃迭翻译的毛泽东诗词、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毛泽东诗词6首（1963）、施拉姆的《作为诗人的毛泽东》（1964）等多种文献。该书最初由德国Hoffmann und Campe出版社出版，首印3000册；1967-1974年，此译本又由德国口袋书出版社（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先后印行了4次，印数累计达52000册，此书的全名为《毛泽东诗词37首，约阿希姆·席克尔注释，含一篇政治和文学随笔》，译者还参考了香港黄雯翻译的《毛泽东诗歌》（1966）；1978年德国著名文学出版社苏尔坎普（Suhrkamp）出版了席克尔德译的《毛泽东诗词39首》，此译本在前述两个译本的基础上，扩展到39首译诗，并参考了《中国文学》杂志新译的毛泽东诗词（1966/1976）。全书共202页，39首译诗只占了49页篇幅，其余均为译者撰写的各首诗的详细注解，因此席克尔的《毛泽东诗词39首》是一本典型诗歌翻译研究译本。在1965-1978年间，席克尔译本先后由三家联邦德国著名出版社出版，由于译者对毛泽东诗词深入的研究、严谨的翻译态度，丰富详实的注释，从而得到广大德语国家读者的欢迎，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毛泽东诗词德译本。
若要说这个译本存在哪些不足，也就是译者不懂中文，他的译诗从英文转译，因而离许渊冲“形美、意美、音美”的诗歌翻译标准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朱白兰的译诗
朱白兰作为中山大学的德语教师对翻译毛泽东诗词始终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早在1959年她就读到了舒马赫翻译的18首毛泽东诗词，也读到过席克尔翻译的37首毛泽东诗词。1966年，她受奥地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委托开始翻译毛泽东诗词，她翻译的《七律·冬云》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还发表在奥地利马列主义党机关报《红旗》上。然而，她翻译37首《毛泽东诗词》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出版。这部手稿尘封了数十年，直到2021年，才由其弟子林笳教授和中山大学教师彭念慈等人整理出来，得以出版。
1966年，毛泽东诗词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传诵，同时也被相继翻译成世界其他语言。当时中山大学德语专业66届学生和教师，在朱白兰的带领下，对施耐德和席克尔等人德译的毛泽东诗词进行了学习和批评。他们对席克尔翻译批评，主要问题集中在译者对毛泽东诗词背后深刻的思想意蕴把握不准。朱白兰在同事章鹏高的帮助下再次翻译毛泽东诗词。朱白兰认为：
“外国人应当在革命的中国人的帮助下翻译毛主席诗词；翻译的语言应当简单、明了，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解释应当尽可能扼要，集中在重点上；翻译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完全复述毛泽东的不朽的革命思想。”
从朱白兰的译文可以看出她在动手翻译毛泽东诗词前，确立了明确的翻译原则，她在每首诗词的前面，添加了篇幅较多的题解，希望藉此让德语读者能够比较全面理解毛泽东诗词的创作背景，基本涵义，因此这些文字与译诗本身构成了互补关系，并产生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朱白兰德译的诗词，严格按照原词的诗行，逐行逐句翻译，既通俗易懂，也简单明了，她虽然自谦自己的译文属于改写，然而其译诗在形式和韵律上再现了原诗之美，她的译诗诗味较浓，属于《沁园春·雪》最出色的德译之一。
外文出版社的译诗
1976年，担任外文出版社专家的德国人乌苇·克劳特，《北京周报》德文专家奥地利人保罗·斯坦和几个中国同事，接上级的任务，开始翻译39首毛泽东诗词。他们既要做到行间对译，不改变原作结构，但也要让译文体现诗词的韵律。经过原文和译文的对比，可以发现克劳特等人的译诗是典型的逐行翻译，甚至连词牌和作者原注都翻译出来了，词牌翻译是8种译文唯一的，这足以证明此译本与原诗高度一致。
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德译本，版权页上没有标注译者的姓名，但这是唯一一本德国、奥地利译者与中国专家合作翻译的成果。据乌苇·克劳特回忆，书稿翻译走的是群众路线：“中国和外国专家本着团结合作的精神，征求教师学生和工农兵的意见，并参考了12所大学西语系和中文系专家的修改意见。”经过中德专家数年的翻译和反复修改，外文出版社的《毛泽东诗词》德译本终于于1978年面世。这本国家队翻译的诗词集，无论从形式和内容上都最大限度地接近了原作，例如，之前《沁园春·雪》一词的名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篇译诗首次用“Li”代表中国长度单位“里”，而非前面德语译者采用的“Meilen”（英里）。稍稍遗憾的是里面的地名、人名依然采取过去的威妥玛式拼写，没有采用汉语拼音。
君特的译文
2013年，一部《毛泽东诗词》新译本由德国诗人和学者H-C.君特译成德文，由德国学术出版社宝茨（Bautz）出版社出版，该书依照辜正坤译注的《毛泽东诗词》英汉对照韵译本，共翻译了毛泽东诗词50首，是迄今翻译数量最多的毛泽东诗词德译本。
君特的译诗基本上遵循辜正坤教授的英译原韵，人名和地名的翻译首次采用了汉语拼音，但是中国长度单位“里”依然采用“Meilen”（英里）替代，由此可见德籍译者与外文出版社译本的立场截然不同。君特的译本相当于学术性译本，译者除了撰写了前言，还翻译了辜正坤的毛泽东诗词的导言，给每首译诗添加了大量注释。这个译本的不足之处，仍然是译者不懂中文，参考文献均来自英文。
结 语
通过以上《沁园春·雪》一词德译和中文回译的对比可见，中国诗歌的外译依然困难重重。主要是德语等欧洲语言很难再现和复刻中国古典诗词的格律和形式。译者在处理律诗中的对句和典故时，除了加注，几乎没有更好的翻译办法。以上8种《沁园春·雪》的译诗各有千秋，有些胜在文字，有些胜在影响力和传播力。其中席克尔37首和39首译本先后由3家联邦德国知名出版社出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多次重印，在西方世界尤其是青年大学生中影响深远。席译整首词基本上是字对字的翻译，译诗之外，译者所做的详细题解和注释为不懂中国古代历史、典故、重要人物的德语读者扫除了理解上的障碍。H-C.君特依照的底本是辜正坤英译和注释的《毛泽东诗词》，所有人名均采用了汉语拼音，是最新的德译本，译文中规中矩，表达准确。朱白兰的译文，翻译年代正好是20世纪60年代末，她的译文语言生动，贴切，译出了毛泽东诗词所蕴含的神韵。她主张采用仿作或者译写方法翻译毛泽东诗词，并且在每首译诗前添加了题解等说明性文字，很好诠释了诗歌创作的背景材料和思想内涵，让读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原词的真实涵义。而《沁园春·雪》最早的两首德译系国际主义战士严斐德和德国著名诗人布莱希特所为，两人均采取了仿作或译写的方法，在译诗的结尾与原文产生了较大的出入，但是瑕不掩瑜，两位译者德译《沁园春·雪》的开创性工作，客观上对毛泽东诗词在德语国家传播和影响发挥了先导作用。
（陈巍系宁波大学教授，朱圆圆系宁波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文系2022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毛泽东诗词在德语国家的德译、接受和传播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